首页 -> 2004年第1期
向权力讲真话
作者：刘 康 张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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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旅行”的观点在其它许多文章中都表述过，萨依德是非常高产的作家和演说家，难免有很多重复之处。但“旅行”一文比较凝练，是他观点的精华。他实际上是在从较理论化、较抽象的角度来讲述他写《东方主义》的初衷。福柯的话语与权力理论是萨依德《东方主义》一书和萨依德大部分学术著作的理论基础。福柯是从认知的历史结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与权力意志的关系来解构西方现代性的思想和知识基础，到了萨依德那里就更加具体化了，更落实到现实政治层面了。萨依德选择的角度是西方殖民主义在文化、艺术、心理层面对殖民地社会的双重殖民，所谓东方其实特指中东阿拉伯世界，这样一下子就跟现实政治结合起来了，而且一下子就抓住了要害。西方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美国和国际政治的焦点始终是中东地区，除了对西方现代化社会有着生死攸关意义的石油，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同享一个宗教渊源，相互之间的关联和延绵千百年的爱恨情仇，实在是太密切了。1978年《东方主义》出版后的二十多年时间内，美国人文和社会科学学术界产生了一个典范转变，出现了后殖民主义研究这样一个新的领域。在政治、社会学、国际关系、经济、法律、新闻、心理、教育和人文学科的所有领域，“东方主义”的话题都有不可忽略的影响。此外这本学术专著成了一本学术圈外的畅销书，发行了上百万册，出了几十种语言的译本，其出版商兰登书局就是美国影响很大的一家商业出版社。《东方主义》一书为什么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就萨依德本人来讲，乃是实践他的“理论旅行”的观点，把学院象牙塔内抽象深奥的理论具体化到现实政治、现实社会中间去，是一个理论向实践的回归。
《东方主义》的核心观点简单来讲就是所谓“东方”乃是西方生产出来的一整套思想、音像、语言和知识体系，在西方世界用来代表和替代真正东方世界的历史与现实存在。这个话语和知识体系对东方的代表和替代的目的非常明确，为了支持西方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层面对东方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的控制。从福柯的理论预设出发，萨依德把东方主义定义为西方社会内部所建立起的一个庞大复杂的知识与权力体系，囊括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的权力体系，与西方社会自身的关联远大于与真正东方的关系，把西方在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均放在远远高于东方的位置之上，由此来使东方向西方臣服。假如打个中国的比方，就是用道德仁义礼仪之邦的教化来感化蛮荒之地，但这个比方完全不伦不类，因为东方主义的初衷在萨依德看来根本不是出于道德教化，而是殖民主义的坚船利炮、血与火的征服之外的另一套战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美国前副国防部长奈伊在主流媒体上反复强调意识形态、文化、教育、思想这些“软性力量”或权力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即称霸世界战略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奈伊的观点对萨依德的观点倒的确是直截了当的解说。萨依德后来又出了许多专著，如1993年出版的《文化帝国主义》，基本上是在深化、拓展《东方主义》的论点。
张：萨依德的研究有个明确的参照系即传统“东方学”，他把其称为“想象出来的知识”，那些对“自己领土之外的那片陌生的空间”的“形形色色的臆测、联想和杜撰”形成的话语，故萨依德试图既站在“我们的空间”，也站在“他们的空间”来说明历史现实的真相。而他的背景经历脚踏二域为此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你刚才提到威廉斯，萨依德的《简·奥斯丁与帝国》一文，与其说他在分析奥斯丁，不如说他在剖析威廉斯，历史与修辞的问题是被当作政治问题来思考的，于是“空间置换”、“地理方位”被特别强调。威廉斯就非常强调环境的能动性的。他说过：现实的社会关系深深蕴含在写作实践本身之中，也蕴含在阅读作品的活动发生其中的种种关系之中。换一种方式写作即意味着换一种方式去生活，也意味着换一种方式去阅读，在变换了的关系中阅读，并常常是换了一批读者。而萨依德也指出“对简·奥斯丁阐释，要看谁在阐释，什么时候阐释，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在什么地方阐释”。威廉斯的研究里非常着重“读者群”的调查，而《世界·文本·批评家》里有一篇文章，萨依德是从加拿大钢琴家格伦·古尔德自1964年告别音乐舞台而转向灌制录音或在电视和电台上广播的现象入手，来讨论文本是如何以多重方式进入世界，在进入世界的途中环境氛围是如何与文本产生交互影响，从而分析听者与说者之间的话语关系。我认为在这里萨依德提出了一个隐在的问题：磁带是不是一种“新的”没有听众在场的演奏？演奏的文本生产可不可以没有听众在场？萨依德在文中指出，断言会带来误解，特别是文学文本总负有其环境，即经验现实的重负。在另一篇文章《论反抗和坚持自己的立场》中萨依德更以一个实例来说明其观点。他说一次在埃及的公开集会上，赛尔曼·拉什迪的《撒旦诗篇》在当地被认为亵渎上帝而遭禁止，有人恰以此向萨依德提问。因此萨依德在文中说：“我立即面临着该怎么办。我的意思是说,难道你向一群肯定会反对你的观点的听众说不同的事吗？或者说你会尽力维护你的立场但同时又以一种不同的语言去向一群不同的人讨论这个问题吗？我想这一选择迫使我采取了同样的立场，但却尽力以适合场合的语言来加以表达。那样一来，最为激动人心的事情就是你必须尽力创造一个新的听众成分。这群听众在那里也许从来就没存在过。”你也提到《东方主义》文本的畅销，这与现实环境以及作者利用传媒进行公开讨论不无关系。
刘：《东方主义》一书可以讲是美国人文和社科领域被引用最多的学术专著，萨依德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明星。在后现代/全球化社会语境中，公共知识分子需要有多重身份。我们需要了解后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多重身份和萨依德左翼立场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就要有历史的眼光和对多重语境的“认知图”（cognitive mapping）, 而不是线性、一元、功利主义的什么“路线图” (route map)。从纵向来看，对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的演变要有所了解，横向的不同语境（包括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内部和相互关系的特点）也应该有所考虑。也就是一种历史化（historicize）和语境化(contextualize)的认知方法。如果说萨依德激烈抨击美国的中东政策和帝国主义政策就是反美，就是反犹太人，就是给巴勒斯坦抵抗运动贴金、给阿拉法特贴金，这种非此即彼、黑白对立的思想方法是站不住脚的。这是美国主流媒体、右翼犹太复国主义集团的惯伎。
我们首先可以从萨依德作为巴勒斯坦知识分子的身份说起。他1935年出生在英国占领下的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父亲是信奉基督教的巴勒斯坦商人。后来他在开罗和黎巴嫩长大，父亲送他上英国人在开罗开的维多利亚学院，那是所专门培养阿拉伯贵族和精英的地方。但他在那所学校里格格不入，读了一年就被校方开除了。他在回忆录中说他作为在埃及的巴勒斯坦难民，在英国殖民者的学校读书，虽然是阿拉伯社会精英特权阶层的一员，却从来不明白自己真正的民族、文化身份或认同。1951年萨依德被他持有美国护照的父亲送到美国麻萨诸塞州的精英学校继续学业，毕业后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文学系读本科和硕士，接着在哈佛完成英美文学博士论文。年轻的博士马上取得了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系的教职，一直到他去世都在哥大任教。他的人生道路，是一个第三世界名门望族后裔进入第一世界，受精英文化教育和熏陶的道路。他成了不折不扣的上流社会和精英阶层的一分子。但萨依德天生叛逆的个性和宽广的视野使他始终关怀着阿拉伯世界和巴勒斯坦民族的命运。在他到美国读书的五十（1950）年代初，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的命运正在发生巨变。巴勒斯坦被肢解，英国殖民主义在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强权的支持下，硬是在巴勒斯坦人民数千年居住的故土上创立了以色列国，为二十世纪后半期世界上延绵不断的最严重的民族、文化、宗教冲突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