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期
对五个日常词汇的解读
作者：黄 灯
字体： 【大 中 小】
他们等我到走廊的时候，竟然有一个大胆地叫我“靓妹”（请各位一定要注意广州人对“靓妹”称呼的毫不吝啬，他们正是凭着对靓妹靓仔的毫不吝啬的称呼，打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他们要是知道我可能比他们大上五六岁，他们还会有这么顽皮的称呼吗？他们要是知道我的和他们年龄差不多的表弟堂弟，在家里总是前屋赶到后屋的叫姐姐，他们还会没有顾忌地叫我靓妹吗？他们要我放歌给他们听。“声音大一点”，有一个小男孩趁机提出要求。其实我午休起来后，只是到医院去开了一点点凉茶，他们就不习惯了没有音乐的日子。“她回来就好了，有歌听了。”我的身后响起一个声音。
一种莫名的感动。这是我们惟一的一次说话，或者说是他们跟我说的惟一的一句话。我心头却有一种真正的感动。
他们太需要音乐了。工地上长期的单调的机器声，对年轻的心灵而言，确实是最残忍的事情。他们肯定对今年在中山大学装修的日子里，能够听到这么多的好歌而高兴，并在偶然想家的时候想起这一切。
我还知道，他们在房子装修完后，终将奔赴另一个可能再也没有音乐的工地。他们终将从我的视野中永远消逝，消逝到在我的眼前一片模糊，消逝到他们哪怕再次在我的眼前出现，我也不可能将他们认出。
但当下的情景是，他们在我创作《细节》的时候，就在我的身边，他们隔我的距离甚至不到三米。我走路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将他们抽烟留下的烟蒂带进宿舍。
事实上，他们此时此刻正聚在一起抽烟，正聚在一起像所有年轻人一样打打闹闹。就像我小时候和爸爸一起劳动时，中途躲在某棵树下歇凉一样。他们身边放满了很多只用一块钱就能买来的，那种份量特别多的矿泉水的塑料瓶，瓶里装满了很多带有黄色的茶水，瓶身已经被他们捏得变了形，瓶身上面全部是他们没有洗干净的带有污垢的指印。他们的生活也很繁琐，装修如果落实到具体的细节上，包括洗桌子，扫地板，刷油漆，搬工具，搬梯子，喝茶抽烟，甚至包括那只污垢的矿泉水瓶。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细节构成了装修的全部，正是通过这些细节，才构成了装修完毕后，我们古旧寝室旧貌换新颜这个令人愉快的事实。
过了明天，我现在所记下的一切就都成为往事了。到明天，我还能记起这一切吗？还能记起这个有点炎热的下午所发生的平淡如昔的一切吗？
过年
腊月二十八，叔叔从广州给爸爸打来电话。爸爸在话筒这头嗯啊嗯啊半天始终弄不明白叔叔的真实用意，叔叔在话筒的那头费了很大力气才支支吾吾地将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今年过年不回家。
爸爸气得将话筒丢在一边，腊肉也不腌了，腊鱼也不挂了，一个劲地骂“畜生，畜生，真是黄眼畜生。连亲崽都可以不要还是人吗？”我没有想到，叔叔一个不回家过年的决定，会对爸爸造成这么强烈的刺激。这么多年来，叔叔对全家而言，不过像一个活在我们眼里的符号或者影子，一个停留在我们口头语言中的词语和名字，一个始终在那个叫做广州的城市里飘来荡去的背影，家乡的一切，家乡本应与他息息相关的一切都被逐出了叔叔的生活。我甚至记不清楚最后一次看到他是什么时候，记不清楚叔叔最后一次定格于我记忆中的容颜和相貌，和我已经过世的细舅比起来，我坦率承认细舅在我脑海和记忆中给我的印象要更深刻。推算起来，叔叔应该是四十多的男人，我不知道在广州这个潮湿而又闷热的城市他是否已日渐苍老。
很显然，爸爸对叔叔不回家过年的计划所引起的愤怒，远远超过他那帮我们根本就不认识的操着巴陵口音的债主到我家来讨债所引起的愤怒。每年过年前夕，总有一个叫三坤的男人，一到我家就声泪俱下地控诉叔叔，说起叔叔当初是怎样信誓旦旦地跟他讲好话找他借钱，然后又神奇般地从人间蒸发再也见不到人影。爸爸面对别人对他亲弟弟的抱怨当然毫无办法，不得不一次次安慰那个倒霉的债主，“我也没办法，我娘在世时，他可以整整五年不回家，他的亲崽他都狠得下心丢在家里不管，这样的人，你老人家怎么失察了？这样的人，你老人家怎么也信得过，怎么也敢借钱？”三坤控诉完毕，很大方当然也很激动地跑到我家卧室去打电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烟纸盒子，上面写着不知他从哪里弄来的叔叔最新的联系方式。电话照例打不通。他于是又拨了几个电话，主题当然都跟叔叔有关，都跟叔叔欠他的钱有关。我们站在一边，仿佛做错了事的是我们。爸爸留他吃饭，陪他喝酒。然后要他中午休息一会儿。他不肯。“黄老师，说实话，这事怪不得你老人家。但人生亲了，我也实在没办法。我有五个细鬼还在念书，上有老，下有小，我实在是太困难，要不也不会为了几百块钱，一次次麻烦你老人家。人心都是肉长的，我因为这几百块钱已经和兄弟姐妹结经（湖南方言，闹矛盾的意思）不说话了。下次老丙给您打电话，一定要告诉他，要他做点好事将钱还给我。都五年了，利息我不要了，只要能拿回本钱我就谢天谢地了。我也听说了，他在广州买码，他买码有钱，我就不相信他还不起我这几百块钱。”爸爸无言，只得再次递一根烟给他。只得再次半是安慰半是负疚地补充“真不是人，我都一年没接到他电话了。你老人家一定要想开点。有消息我会及时告诉你老人家的”。
可是叔叔能够回来吗？他谈不上事业有成，也不可能衣锦还乡。他如果回来也只能像在广州一样，灰头灰脑萎靡不振。更为实际的问题是，他回来住在哪里呢？他回来依凭什么过活呢？他十几年来所养成的游手好闲眼高手低的习惯，早就使他失去了在农村生存的任何本领，他那间本来还比较牢固的房子因为长久的失修早已倒塌，他弃之不理的田地和菜园早就荒芜一片。爸爸当然会让他住在我家，可是他能够睡得心安理得吗？他能够容忍自己人到中年后寄人篱下的结局吗？多年了，叔叔和爸爸，他们两兄弟惟一的情感交流就停留在应该尽快还债、应该管管自己的儿子、应该回来一趟将家里的田地处理一下这些毫无诗意的主题上。叔叔走得太彻底了，他不但欠下一屁股债凭空给他哥哥增添了很多麻烦，他还丢下自己的孩子不管，让两个年幼的生命在亲人同情的目光中长大，他不种田也不交待别人帮着照顾，他的三亩责任田其中有一块茅草已经长得丈多高，别的谁爱种谁种。他毫不在乎所拥有的一切，毫不看重黄沙滩人视之如命的尊严和名节。也许，叔叔在决定离乡时，就已做出了抛弃一切的决定。也许，叔叔从做出抛弃一切的决定起，压根就没想到还有告老还乡的那天，在依旧年轻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像黄沙滩人那样想到终有老去的一天。他所树立的门户早已倒塌。亲人无论有什么大事从来就不沾他的边，也从来不将他提起，不将他当一个人头算在里面。他的孩子我爸爸的侄子，因为没有饭吃整整饿了两天，在老屋还是别人发现爸爸才得知消息。可是叔叔能够回来吗？他能够在亲人异样的目光中回到黄沙滩吗？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他不回家难道就意味着他在广州过得很好吗？他看似绝情的选择难道就可以冲淡他独自一人在外过年的孤独和寂寞吗？当在广州打工的杨敏叔叔回来告诉我们全家，说叔叔过年那天和黄沙滩另外一个吊儿郎当的人，仅仅守着一口锅而锅里只有半斤肉时，我明显感到了爸爸的压抑和难过，感到了妈妈对叔叔情绪的变化：对他不争气所生的怨恨已经明显地让位于对他的可怜和同情。“其实他也作孽啊！虽然不争气，但二十六就死了堂客，还有两个嫩崽，其实还是作孽啊！”爸爸听到妈妈的感叹，再次硬起心肠，再次坚持叔叔今天的一切都是自找的，他今天的结果完全是自作自受的报应。
可他毕竟是我的亲叔叔，他是我爸爸惟一的弟弟，他是我们四姊妹惟一的叔叔，在广州非典期间，他是最早一个给我打电话的亲人。他在黄沙滩的名声再坏，他在亲人眼中的地位再低，可依旧是我的亲叔叔，是那个在我初二时候，为了满足侄女的心愿，不惜到县城给我买了一个红色绒面日记本的叔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