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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居越南十二年（１９３９—１９５０）
作者：黄焕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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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堤岸到岘港已是半个月了，而钱也差不多用光了，只得伸手向玉珍借钱。她是满口答应了，请我放心，但是她的母亲和丈夫不肯，反而讥讽说我的女人有钱。她丈夫生性悭吝、刻薄、一毛不拔，从来看不起穷人，尤其像我这样的“寒儒”更不喜欢。我真懊悔不应该向这样的人借钱。
我补记一件事，当我乘绥和往归仁这一段火车时，跟一位越南籍的老人坐在一起。他七十岁，懂得汉字。我初到越南，不懂越南话，即以自来水笔写出文字跟他交谈。他说大家都是黄帝的子孙。我称赞他的精神很好，他点头微微地笑，以手抚摸他的胡须。他戴一顶黑色帽子，穿一件黑色长袍，越南人的长袍比中国人的短些，穿起来只到膝部，正在交谈之时，他解开长袍的扣子，在里面的衣襟上结着一只银章，上面刻着“太帝寺署正”五个字，从谈话中我知道他中过进士，越南人考取进士很容易，跟咱们中国科举时代的考试大作其八股文是不相同的，他指着银章给我看又微微地笑，以手抚摸他的胡须，看来他非常得意，原来他先前是在法国殖民统治下的傀儡皇朝做过太帝寺署正这官儿，傀儡皇都设在顺化，傀儡皇帝就是保大。他是中圻某地人，到顺化去探望他的孙女，他的孙女在顺化某中学读书。我下车了，跟他挥手道别，这位老人的慈祥面容经常留在我的脑海里。
(五)
我在中圻白跑了一趟，匆匆忙忙回堤岸，心中有点不安，为了要教学解决生活问题，就托人领取华侨登记和国籍证。不久，有贵叔叫我带女人到他那里去，从堤岸到茶荣，大约行车四个钟头，经过美、新安、永隆几个有名的省会，始到达平富市，从平富市还要行车十四公里才到茶荣有贵的铺子。
越南人民居住的房子叫做là屋，无论屋顶、墙壁门窗全是用là叶建造的，là是水生植物，叶子跟椰子树叶很相似，把它来编织成块好像门板一样，作为建造房子的材料，这样的房屋猫狗都可以钻进去，有些富裕人家，屋顶盖瓦，用木板或là叶做墙，也有屋顶盖là叶以木板为墙的，普通的越南劳动人民都非常穷苦，自然没有好的东西吃，所吃的只是粗饭。无论男女都有吸烟、喝茶、啃槟榔的嗜好，睡觉时床上铺一张草席，盖覆身上的也是一张草席，越南人买草席要买两张，如果只买一张便是有人死了，在衣着方面，有些人没有衣服替换，就在夜间脱下来洗，日间才有衣穿，这些人是靠种田过活的，谷子未收割时没有钱用就得向债主告贷，又要受高利贷的繁重剥削，逾期不还将被官府送到牢狱里去，尝尝铁窗风味。
(六)
到平富市后，有贵叔安置我夫妻两口人住于有章叔的铺子里。这铺子和他的商店原是一间大房子，是二层楼的建筑物。平富市除了这房子有楼外，其他的全是平房，有的是là屋，有的是瓦屋。
关于办学的事情，有贵叔认为，如办正式的学校，必须向殖民政府立案，而校长教员都必须具有上述的条件。为了使逃难南来的儿童得就学的机会和侨生的儿童得以学习汉文，就征求本市和附近的学生家长的同意，先行设立家学。于是请木工制造黑板、课桌和凳子，买一些挂图教具，积极准备开学。招得学生十五名，学费是以每月来计算，有的人出钱多，有的人出钱少，按各学生家长的经济能力作决定。这样，我每月大约可得三四十元，总算能解决夫妻两口的生活。这十五名学生中，在本市的八名，附近各处来的七名。我的女人还要跟他们煮饭，房子的楼上让他们住宿。虽然是家学，但小学的全部课程都教授，小学课本教完后接着还教初中一年级的语文、数学和英语三科。
我的教学尚好，得到各家长的赞扬。
开办家学，由有贵叔以帮长名义向省级的殖民政府讨得办学证明书(即所谓人情书)，有省长的签署。省长是法国人，殖民政府省级以上的官吏，如省政府各机构的人员都是法国人充任，设有通译。省以下的行政单位，如县、乡的首长则由越南人充任，不但设立家学要人情书，即婚姻、葬祭之事也要讨人情书，燃放一包竹炮更要办这样的手续。华侨也好，越南人也好，高棉人也好，都不能例外(这些只须在乡政府讨取)。设立家学的证明书，只允许收十名至十二名的学生，如超过名额，将受到严重的处分，同时要与乡政府的人员打好交道，当地的越南学校校长教员也要联系。我们招收的学生已超过了名额，如督学或公安局长来巡查时，先得到消息就打“游击战”，叫几个学生暂时避开。可是那个越南学校校长是个狡猾之徒，他常常刁难我们，恫吓我们，并且要通知茶荣的教育部门和公安局取缔我们。我在那里当了四五年家庭教师，虽然有时害怕，但皆幸免无事。
那个校长不但是个狡猾之徒，而且是个赌棍，经常赌钱。越南的小学星期四不上课，让校长、教员休息，星期六下午则上课，实际上一周教学只五天。在例假时间那个校长一定上赌坊，或者聚集赌徒在他的家里打牌。他体罚学生非常严厉，把学生打得遍体鳞伤，使学生不敢再上学。当时越南的教师几乎都是对学生进行奴化的法西斯的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停战后，英国殖民主义者带着法国殖民主义者回来越南南部接收，当时学校停课了，那个校长却当法军的通译，到处勒索人民的财物，最后反而被法军杀死了，得了应得的罪罚，这是一个不知亡国惨痛的知识分子的可耻下场。
(七)
我当了家庭教师每月得三十多元，在法郎未贬值之前，夫妻两口的费用每月约花二十多元，生活总算过得去。虽然如此，但我时刻都不忘记祖国的情况——抗战何日才能取得胜利，日寇几时才打垮?同时也怀念着年迈的双亲和幼稚的孩子，他们在敌人的铁蹄蹂躏之下，能否保全得性命?这些一系列的问题经常萦绕着我的脑际。家乡的音信有时隔绝了，消息杳然，我不禁口占一绝以遣怀，诗云：“滂沱大雨闹黄昏，独坐无聊泪欲吞，隔海音书鱼雁断，乡关有否阵云屯。”当时住在海外，邮政断绝，送信往来，或寄钱回家，全靠那些“客头”，也有人托其带家人亲属回琼的。他们偷渡敌人的封锁线，冒着生命危险搞这工作，而“油水”也捞得到手。这些人也有不幸遭遇的，有的在海上碰到敌舰，所乘的船只被烧掉，人则被杀死，有的幸得回到海南，登陆时，却被土匪打劫一空。个别客头趁着风险骗取人家的钱财。我有一次寄钱交与石鼓村人史克善带回家，但他并没有回去，反而去马来亚，在家乡时我原和他相识，他是个补锅匠，后来父亲知道这件事，来信有云“其人名曰克善，未必为善也”。父亲还述及村中祠堂和自己的铺子被日寇烧毁，村中各人逃出虎口，幸得平安。我又写了一首七言绝句：“鱼书万里报平安，客里伤心强笑颜，举首关乡何处是，一重绿水一重山。”
为了多一点收入，我的女人有时做些食物出卖，这些食物，有的是椰子汁煮香蕉，有的越南话叫做bànlóngguō，一般的糖果饼干之类的食物，越南话都叫做bàn，而bànlóngguō则是米粉、糖和椰子捣烂，做成一只一只几乎同巴掌那么大，蒸熟而成，这和我们家乡所做的黍()以米粉做裹皮，里面装些花生糖或椰子糖为馅的是不相同的。
女人怀孕了，我以为如生下孩子，多了一个人自然在吃穿各方面也将随之增加。为了减轻负担，我就动员她回琼，她如回去了，将来祖国抗战取得胜利，恢复锦绣的河山，我一个人也容易回去。可是她说：“路途之上非常危险，是不是能回得到家，倘如遭遇不测，死的是两条生命啊!”我的心顿然冷了，只好让她留下来。因为她说的话有道理，应该接受。
在女人将分娩的前一天，由有贵叔的女佣乘三轮车送她到茶荣有章叔处，晚上八点钟才往茶荣省助产院，于当夜一点钟生下一男孩。过了两天我到助产院去。该院是省医院的一部门，房屋的建筑至为壮丽，医疗设置都很完备，我一到助产院某号房间时，越南籍的助产妇笑嘻嘻的说：“翁台(先生)你的巴台(师娘)前晚生个公艾(女孩)!”从来中国人重男轻女，与越南人恰恰相反，她倒说这句话跟我开玩笑。一会儿，一个中年的法国妇人走进来，和我亲切地握手，她是助产院主任，懂得越南话。她向我道贺，并且指着孩子微笑地说：“你的孩子生得真漂亮好看啊!”该医院对于防御疾病的工作做得很深入认真，所有的婴儿一生下来洗干净了就种牛痘，母子两人住院时，都是穿院里的衣服。对于产妇来说，吃的东西，营养非常丰富，她在那里住了十多天才乘车回平富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