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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居越南十二年（１９３９—１９５０）
作者：黄焕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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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39年春，海南岛沦陷后，我取道湛江逃往越南，欲从越南往抗战大后方。从西营乘英商轮船往海防经过琼州海峡时，遥望日寇的战舰在海口海面一带游弋，心情不胜愤慨。
我记得当时逃难的旅客都是买统舱票，有些人住在货舱里，有些人住在甲板上。有一个青年占着二人的位置，我和几个朋友劝他让出一个位置给一位老妇人，他不但不答应反而出言不逊，挥起拳头要打我们，说声“老子占的地方谁也动不得。”我们都为他不把这“高强本领”和“英雄气概”用到抗日战场上去而“可惜”，如果他拿起青龙刀和日本鬼子交锋至少将达到三百回合以上。听说他是中学生。
抵达了海防，逗留二天，再往河内，游历了当地的名胜，又过了几天才乘火车往西贡。火车的设备很差，四等车人和货物都挤在一起，经过某车站时，成包的东西从窗口掷入，乘客稍一不慎就会使你头破血流。路经中圻的归仁，停了一天，由客头带着新客到新客衙办理居留手续，缴纳居留人头税每年三十多元贡币，由居留政府发给人头税证明手册一本(俗叫本身书)。这本手册要经常带在身上以备检查。在归仁纳人头税就只能在中圻地方一带通行，因为在那里纳税比较在西贡纳税的钱少点。如果往南圻西贡或其他地方居住遇到警察查问，就要说刚从归仁来的。有许多华侨由于没有钱缴纳人头税或其他的捐税，就被殖民政府逮捕监禁或驱逐出境。办理居留手续的时候还要印指模。在南洋别的华侨居留地像先前荷属印度尼西亚、英属马来亚、泰国等处只印一只手指，而在法属印度支那却要印上左右两手的痕迹，这是法国殖民主义者对有色人种尤其中国人进入印度支那的一种特殊的最不合理的待遇。印指模原是欧洲一些国家惩戒犯人的一种办法。我记得在上海时，有人在商务印书馆偷一本荷马著的《奥德塞》，被馆里的人发觉逮捕，送往公共租界巡捕房，租界的统治者也只强迫那人签个名，印一个指模而已。
经过两日夜的行车到了西贡，总算达到了目的地，但找自己的行李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各旅客的行李好像小山一样堆积在仓栈里，由你自己去找，找得满头大汗，筋骨疲累。有些人找了整日竟找不到。找到了行李，又要经过警察的严格检查、盘问，检验人头税证明手册始得安然离开。
(二)
西贡是南圻的首府，法国的南圻殖民总督即驻于此。我初到越南，居于堤岸，是南圻第一个省会，位于西贡之西南。从外表看来好像一座城市。在这里，华侨居住最多，经营工、商业者和苦力工人绝大多数是华侨。潮州、广籍、客籍、海南、福建，所谓五帮华侨，在这里皆设有学校。海南帮的三民学校设在水兵街海南婆祖庙里。我有亲戚朋友、旧时的老师当该校教员，有此机会我就暂时在该校住宿，而该校的炊事员潭榄村人林君，又是我的朋友，因此在那里吃饭可以不缴膳食费。不但如此，林君经常还请我饮茶、看电影，引导我游历著名的西贡动物园。我在堤岸，认识了好些人，他们是父亲、绍兄、丙裳的学生或朋友。在经济方面，也得到他们的帮助。但是，我一方面想往抗战大后方，一方面又想如果未能去应该找个职业。过了二三个月，我的女人也逃难南来，于是我决意长住越南，托人介绍当教师。据朋友某君说，金瓯省华侨学校将聘请教师，我就到金瓯去。从西贡乘汽车到金瓯，早上六点钟开车晚上五点钟才到达，沿途经过芹苴、蓄臻、薄寮几个有名的省会。到了金瓯，由人介绍在一家海南人开设的药材店里住下，据说海南人要开办一间学校正在筹款，而华侨学校聘请教师的消息却杳然不知。要具体了解海南人办学校的情况，得询问黄善礼帮长，于是我又乘民船经过将及一天的时间到黄帮长的家里去。他的家是在一个小市镇上，以我和他有同宗的关系，他的儿子有祥在故乡时也认识，所以得到他很好的接待。他是士后村人，该村姓黄的弟兄和我村的人先前是同一派的祖先，大家都是唐朝御史、进士滔公的后裔，依照辈序，我叫他叔祖。他拥有田地不少，并有耕牛出租，可能是个小地主。离市镇略远，他建有一座西洋式的房子，那里的地低湿，蚊子甚多，牛舍也要挂上蚊帐。据说办学校的事情困难重重，恐怕办不起来，我只得回堤岸再行打算。我起身时，他赠我贡币十元做川资。这是我到越南后第一次撞一鼻子灰的事情。
我的女人来堤岸后，起初住在大姐处，暂时和她的（儿）媳妇同睡。可是我的外甥却这样说：“八舅母竟和我的女人同睡，我要回来睡，她又将到哪儿去呢?我偏不给她睡。”我的女人听着哭了起来。我非常愤怒，就将戒指卖掉，自己租房子来住。我认为他这样的人不顾人家一时的困难，自然谈不上亲戚的关系。这样的人还当得教师吗?之后，我找职业的意志更为坚决，我决不再寄人篱下。
(三)
海南岛沦陷于日寇后，海南同胞如小商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渡海到越南的真是像过江之鲫。自然，在西贡、堤岸也来了不少知识分子。这些人有人帮助的则经营小生意，没有人帮助的就要找职业干，主要是走权门，巴结校董，想吃一碗教师饭。因此，钻这门职业大有粥少僧多的感慨，而在西贡、堤岸没有人事的，只得面向南圻各省去进行。
我在祖国已知有贵、有章宗叔二人在南圻茶荣省经营生意，他们回祖国时，常和父亲来往，看来有点交情。于是我就往茶荣去，请他们介绍个教师位置。到了茶荣，备受他们的欢迎，并在酒楼设宴款待。原来他们不同在一处，有章叔在茶荣省会开西餐店，有贵则在茶荣省属的平富市开设药材、谷栈，兼营杂货，自己还是个中医。他们的大兄有富叔也在平富市经营谷栈、杂货生意。他们都有船只直接往西贡、堤岸装运货物。当时相会之下，大家不胜欢喜，有贵叔是茶荣省海南帮帮长。据云海南帮要开办学校，帮长是当然的发起人，但办学校要具有条件的人向殖民政府立案。有贵叔很想我负起这任务，问我是否具有下列条件，即：一、国籍明确；二、中等以上学校毕业资格；三、确实的年月生日；四、向殖民政府的法院取得清白书；五、取得公立医院或挂铜招牌的医生的身体健康证明书。我当时答应他，上述条件可能办得到，但我在归仁办入口手续时，在人头税证明手册上，填的名字是“黄闻棣”，与毕业证书上的名字不符，因为我无意居住越南，只随便填一个名字。现在须得到归仁去看看，是否能更改过来，如能改过名字，其他的条件就容易办。翌日有贵叔给我十元做川资，就辞别他回堤岸。
(四)
我听朋友说改名并不难，只要花钱，如果以一百五十元贡币打通新客衙的越南籍事务人员，他当能瞒着法国人把你的名字糊改过关，使人不易发觉。越南籍的官吏或通译大多受人贿赂，这些人对待华侨或当地的劳动人民常常是狐假虎威，甚至凭藉主子的势力，横行霸道。
经过几天的考虑，我就到中圻去。我先到芽庄，从西贡到芽庄车上的餐室由海南人包租，租金贵因而西餐也贵，他们对乡亲招待还好。在芽庄歇了一宵，翌晨从芽庄往宁和，遇见了好多熟人，如彭舜臣、钟尧轩，都是父亲的朋友。过了几天又从宁和乘马车往朱花市有浩叔处，他的儿子闻安是父亲的学生。闻安弟为我开一顿丰盛的午饭，并给我二十元做费用。赶车的越南人能说一口很流利的文昌话，我起初还以为他是文昌人呢。当天下午乘汽车往绥和，希望在绥和能乘上往归仁的火车，可是在绥和，没有一个相识的人。我在街上逛逛，有一家海南人开设的药材店，我硬着头皮进去，说明了来意。店中的人都乐意接待我，引我到设备较好的房间里休息，很客气地请我吃饭。有一位店东说：“出门人不可拘执，在我这里多住几天也不妨，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何况是乡亲呢!”我若外出，他总会叫伙计找我回来吃饭。这位店东接待乡亲十分周到，听说他原是读书人，会吟诗，遇着“同行”，更加敬重。不料在该店还遇到井头村人潘以溪，看样子很贫，并且生病，他在这里赋闲度日。我请他去外面吃饭，还给他二元做零用。我得他的帮助买了火车票到归仁，就托海南帮长代办改名之事，但已是不可能的了，因为西洋人的生活、风俗习惯与咱们中国大不相同，以名字来说，西洋人只一个名字，而咱们中国人大多有乳名、学名，写文章的有个笔名，结婚时同学朋友又赠个字名，即俗所谓表字。名乎、名乎，何其多也。名字多了自然是麻烦的事，西洋人如改名要经过在法院办手续，还要登报声明，居留政府决不为你搞这样的事情。于是我又乘火车往岘港，在七斗村潘先甲的广和美商店住下。潘先甲是文考村人的门婿，他的岳母和爱人以及许多亲戚都住在那里。有个潘先万是广和美商店的通译，如有跟法国人或居留政府交涉的事情都由他出面代办。我请他代办改名这件事，他也大摇其头。有一位朋友为我设计，说我是刚从唐山来的叫他代办入口手续。他说：“先生，不行，你存有底册在归仁，底册上有相片和指模，如果被居留政府查出吃罪不小。”改名不行了，这可说是我第二次撞到的一鼻子灰，只得掉头回堤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