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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居越南十二年（１９３９—１９５０）
作者：黄焕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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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人生孩子那半个月里，幸得有个越南大嫂帮我煮饭。女人回来后，所有衣服和孩子的尿布则由我拿到河里去洗。在孩子弥月的时候，我特地设较好的酒肴宴请各学生家长，他们每人都给我送贺仪，但我一概不收受。
女人生孩子后，她的工作有些艰苦。经过再三考虑，有贵叔为我请高棉籍的一个十六岁的女工来帮助抱孩子和洗衣服，每月工资三元。这女孩的家庭十分贫苦，她的衣着破烂不堪。女人就把半旧的衣服给她修整起来穿，每顿饭都是叫她一同吃，她的父亲非常感激我。
孩子牙牙学话了，学会走路了，但是还没有断乳，女人又重操她的旧业，收买些鸡、鸭和鸡蛋以及果子等跟市上的妇女同到茶荣去卖，经常是鸡啼时赶路到当日下午四五点钟才回来，走路已经花去几个钟头的时间。有时孩子哭了，哄他不听，我生气了，竟以小棍子在他的小腿部轻轻打了两下，可是他哭得更厉害了，我的心中很懊悔，又独自暗泣。
有位三坡村人潘先茂君，五十多岁，是有贵叔之舅，他对家学是大力支持的。他每月出的学费比各人都多，他非常喜爱进先儿，把一只藤制的摇篮赠给我作为进先儿睡觉之用(价值十元)，还赠我一只椰子壳装的茶壶和几只茶杯。他的儿子正庭肯用功学习，接受能力也强。我买了一本林则徐写的习字帖送给他。某年，正庭结婚，请我为证婚人。先茂君叫我为他儿子开个表字，我就以“瑜阶”名之，并以这两字为一付(副)对联：“瑜珥声清传合卺，阶除花放泳关睢”，书好嵌入玻璃镜中送上门去，他非常欢喜，因为华侨社会最喜搞这一套。
当法国殖民主义者回来接收的时候，法军(有法国人、非洲人、越南人)到先茂君店中抢掠，他说：“我是战胜国的侨民，你们不能抢夺我的东西!”他与兽兵们辩论，意欲夺回财物，但他们蛮不讲理，竟将先茂君枪毙，放火烧掉商店(là屋)，距离平富市一里路的正庭见势不妙乘机逃脱生命。先茂君死于非命，使我为之流泪，他的爱国主义自豪感令人念念不忘，而正庭回祖国后，不幸患肺结核死去，为什么老天又不容这样善良的人在世间呢?
前面所写的有浩叔，云楼村人，也被法军无理杀死，跟先茂君同一遭遇，良可愤慨。
(八)
茶荣省海南帮要办学校的消息已在华侨社会传遍开了，当我充任家庭教师之时有海南籍林、陈二人到茶荣省，声称他们要来这里办学，不领薪金是义务性质，目的在于为海南侨胞造福。侨胞们经过不久的酝酿，就设立了建国学校，但他们并没有请我合作，成了“各自为政”的局面。这建国学校是以海南公所为校舍，地方狭小，容不了学生二十名。在举行开学典礼那天，请了各帮学校的负责人光临指导，凑凑热闹。该学校虽然立案，但开学不满一个学期便关门大吉了，据说原因在于教师在教学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学生学习不够好，家长有意见。在办学过程中有贵叔很少支持他们，受到帮中一些人的批评，而他们也并没有跟帮长商量，这是他们贸然从事的地方。
我当五年家庭教师，有的学生大了，有的学生往别处找职业，学生来源显然减少，家学要停办了。在离平富市几公里的饶多市，客籍华侨最多，他们那里设有正式学校，恰逢该校领导人他往，缺人主持。他们知道家学要停办，就来会晤有贵叔了解情况，然后请我去充当校长。他们邀我到饶多去，杀鸡款待我。当时我未答应他们的要求，但也未辞却，因为学期尚未结束。寒假到来了，我到茶荣去，恰好省松庆市吴竹如兄来茶荣聘请教师，邀我在酒楼叙饮，恳请我到他那里当华侨学校校长(其实是家学性质)，我一口答应了，我认为跟海南人交朋友对自己将有好处。便寄信饶多市客籍华侨，说明不可能往就教席的委曲，请他们原宥，但他们对我有点不满意，这是无可奈何的。
青龙村韩保元伯是茶荣省大东亚茶店老板，六十多岁，精神还很矍铄，生性严毅正直，是一位可敬的老人，他的儿子锭光、铣光是我的好友，吴清和、吴竹如是他的女婿。他的家住于省马芒县富可村，他有几个亲戚兄弟在、堤岸各地经营生意。
1945年的春节过后，在骀荡的春光中，我和保元伯从茶荣乘汽船往，船票和卧位票都是他出钱买了。到了，在德裕祥谷栈暂住。这谷栈是他和朋友合资开设的，女人和孩子则暂时住于茶荣。当时，闻和、闻光各人也在开小型西餐店，并租有房屋住家眷。他们再三催促我寄信叫女人带孩子到他们那里居住。母子两人来后，我才搭小汽船去松庆市吴竹如处，商讨办学的事宜。在那里原设有家学，但教师不受人欢迎，现拟扩充设立正式学校，而学生来源又不多，充其量可招得三十名左右。在那里海南人较多，其次是客籍人和广籍人，当地乡政府人员和小学校长对华侨的感情还好，因此，既不立案也不讨人情书，就把家学继续办起来。
在华侨社会普通话至为流行，我来这里后，学生家长要求我以普通话教学，并设普通话夜班。越南人也来报名入学，他们希望中国抗战胜利，还希望中国人帮他们赶走法国殖民主义者，他们学习普通话表示他们对中国的友好。还有几个越南青年跟我学习汉字和英文，我也向他们学习越南文字，大家的友谊正在不断的发展。
暑假期间日寇投降了，音讯传来华侨个个欢喜若狂，我欢喜得眼泪都流出来了。这时，华侨社团纷纷开会庆祝，锣鼓喧天到处听到竹炮的声音，大家都浸在胜利的暖流之中。在敌人南侵的岁月里，每个人胸中存在沉郁之气，这时完全消逝无踪了。
那年的冬天，法国的战舰从松庆市经过，驶往，有几个越南人说：“这艘战舰一定给我们军队击沉”，法军进驻了，各人都拿不定主意，心头有些慌张。我再三考虑后，便带女人孩子乘船到富可村保元伯处暂住。他安慰我一番，叫我不要怕，生活也不必顾虑，并给几元(给)孩子买糖果吃。过了几天，法军乘登陆艇开往马芒县，从这里右边经过，空中还有飞机掩护。保元伯的房屋宽敞高大是有楼的建筑物，屋顶上插一面国旗。法军的汽艇开进来了，村子里的人慌张避开，只有保元伯拿一张藤椅，坐在河边，目送法军过去。他回来微笑地对我们说：“我们是大国的人民，为什么要怕他们呢？”大家都称赞他是一位胆识兼优的人。
我离开富可村不久，保元伯不幸患脑溢血逝世，使我非常悲痛，他对我的深厚恩情将永远铭于心版，念念不忘，先前他充任过海南帮长，负有名望，他之逝世，华侨、越南人士都来吊祭，可谓生荣死哀矣!
(九)
由于时局的影响，松庆市的学校停办了，于是我带女人孩子到去。蒙锣铜村人史其仁兄的介绍，我认识了潮州人彭润泉君。他是美和斋管理铺子、房屋的司帐。美和斋是潮州丰顺县人黄国澄兄弟所经营的生意，资本雄厚，在堤岸、西贡、海防、河内、汕头、香港等地他们都设有分行。在，他们的铺子、房屋很多，他们住家的房屋像个“回”字形，共计一百多间。国澄之弟维齐是个大学毕业生，当时充任堤岸中华总商会会长。维扬留学法国，经常与法国人交游，他们自己出资设立中华公学。
日寇投降后，有些知识分子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纷纷到越南、马来亚这一带地方来，寻找教师或其他职业。当时的中华公学由彭润泉主持聘请教师。从祖国南来的梅县人罗伦，广西大学毕业，被聘为校长。他的爱人广西人黄慧芳是他的同学，充任总务，兼教六年级语文。福建人沈秋生，厦门大学毕业充任教导。各帮的教师都有了，只海南帮没有人，彭君就请我充任。先前梅棋县学校也聘请我，只得寄信辞谢。中华公学教职员的人头税由学校出资代纳。待遇问题，罗伦校长提议凡是大学资格的教职员比中学资格的工资每月多一百元。我只报中学资格每月得六百元，也足够三口人的生活费用。该校开了八个班，即幼儿园、完全小学六个班、初中一年级等，我担任一年级班主任，并教一学期英文。我还在海南公所开设普通话夜班，教育一班不懂普通话的青年，教材则由沈秋生编著，内容大多是美军滚出中国和蒋匪帮勾结美帝国主义的罪行等材料，同时学校创办了一个小型图书馆，从香港购买了不少社会科学、文学等书籍，和订了许多种进步的报刊，藉以向华侨青年传播民主主义思想树立革命的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