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视觉文化·历史记忆·中国经验
作者：李欧梵 罗 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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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文化”涉及到大量的西方理论，但是这种理论视野如何与中国经验结合起来呢？我这儿有一个现成的例子，你肯定也非常熟悉。就是鲁迅的“幻灯片事件”。这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同时也与“视觉文化”密切相关。对于这个事件，比较出名的是周蕾的解释，我记得最初是从你那里听到的。周蕾的那本书《原初的激情——视觉、性欲、民族志与中国当代电影》现在已经有中文本了，会有更多的人了解她的观点。不过我最近读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张历君的一篇文章，他是批评周蕾的，认为她忽视了这一事件中的“技术性观视”的因素，从而对鲁迅产生误解，他的文章颇有说服力。
而我觉得对鲁迅的“幻灯片事件”应该有更多的分析，先不去说这个事件的真假，首先要分析鲁迅是如何在不同的场景里呈现出这一事件的。对“幻灯片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文本的描述：一个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呐喊·自序》，在这个文本中鲁迅要解释自己弃医从文的原因，所以对事件的描述，应该说稍微抽象一点。另一个文本，大家也不陌生，那就是《藤野先生》。由于这是一篇回忆自己日本老师的散文，它在一个更具体化的场景中呈现了“幻灯片事件”的始末。在《藤野先生》中，鲁迅透过这一事件建构了一个多重的“看”与“被看”的关系。而在这种多重的“看”与“被看”的关系中，他表达出的体验极其深广而复杂。
鲁迅描述的那张幻灯图片是一个中国人被日本人杀头，一群中国人在围观，这已经是一重“看”与“被看”的关系了；然后鲁迅看这个图片，是另一重“看”与“被看”的关系；还有他的日本同学也在看这个图片，又是一重“看”与“被看”的关系；鲁迅“看”他的日本同学是如何来“看”这张图片的，也是一重“看”与“被看”的关系；反过来，日本学生也在看“鲁迅”这个“中国留学生”是如何“看”这张图片……当我们把这多重“看”与“被看”的关系分梳清楚，就会发现以前的解释是有疏漏的。一般都把鲁迅当作是一个客观的“观看者”，而且认为他的关注点并不是那个被杀头的中国人，而是那些旁观的中国人，所以才有弃医从文的一整套叙述。但通过对《藤野先生》的细读，我们不难发现鲁迅不仅是一个 “观看者”，同时也是一个“被看者”。那就是他的日本同学也在“看”鲁迅怎么看这个图片。在这种关系中，鲁迅是相当自觉地把自己放在“被看”的处境里。如此一来，“看”与“被看”作为一种权力关系的建构就显示出它的复杂性了。一方面鲁迅作为一个观看者，瞩目于图片上中国人的麻木，他扮演了一个先知先觉的启蒙者；可是另一方面，如果他意识到自己不仅是一个观看者，同时也是一个被看者，就像图片中的被杀头的中国人被别人“观看”那样，鲁迅也被日本同学在“看”，他又会有何想法呢？这就暴露了以往对“幻灯片事件”解释的缺陷，那就是在“被看”的意义上，鲁迅与那个杀头的中国人构成了怎样一种关系，在中国人和日本人共同的眼光的压迫下，他（鲁迅）或他（被杀头的中国人）有什么样特殊的感受呢？这种感受用“启蒙主义”可以完全概括吗？
李：对于鲁迅《呐喊·自序》的“看”与“被看”的问题，我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关于这个问题，周蕾的解释引起我们的注意，是有道理的。你说，我们现在不知道那个被杀头的中国人有怎样的感受？这就直接影射了《阿Q正传》的结尾，描写即将要被枪毙的阿Q在围观者眼光的压迫下所感受到的恐惧。《呐喊·自序》写在《阿Q正传》之后，当时他的这篇文章已经是有所指向了。可以说鲁迅故意把当时的经验写成这样，不仅把自己经历带进去了，而且与已经完成的几个小说文本也构成了“互文关系”。尤其是《阿Q正传》，基本上就是你说的这个是一个圈套，中间有一个人，其他人在看，这些人后面可能还有人看。而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已经是把自己和那个被杀头的人放在两个层次上对看。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呐喊·自序》还觉得很有意思呢？因为里面牵涉到的问题非常多。譬如关于“看”与“被看”的问题，鲁迅的这个文本是绝对值得研究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像他那样自觉地讨论“看”的问题，恐怕鲁迅是第一人。周蕾是极端聪明的，把我们这些人一路打下来，她就觉得这些研究现代文学的人，只抓住文本不放，却没有抓住visual（视觉）的问题。
罗：记得你以前说过，周蕾对鲁迅的解释有一点“诛心之论”的味道，就是说鲁迅由于观看图像产生的焦虑，却不能透过图像得以显现和疏解，而是倒退到文字的世界，这就是鲁迅甚至是现代文学的问题所在。
李：这个就是我要切入的问题。我们现在有两个问题都可以争论的。一个就是周作人讲的找不到这个图片，但又有人说日本人当时拍了类似场景的纪录片。我在美国的时候，就引用周作人的话说找不到这个图片，结果他们就找到一个图片，那么这个图片是不是当时的那张幻灯片呢？不知道。只是找个一个中国人被日本人砍头的图片。
罗：最近我看陈平原编的《现代文学与大众传媒》，里面收了几篇日本学者的文章，它们不是直接研究“幻灯片事件”的，但这些研究对解决这个问题肯定会有帮助。这些文章主要研究从日清战争（也即“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之间，日本媒体是如何来呈现中国人的形象的。一方面讨论日本媒体是怎么来报道对外战争的；另一方面则显示出中国人的形象是怎样在战争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这中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反转，日本在历史上作为中国的“属国”，以前是不使用这种方式来表现中国人的，但在战争过程中，特别是在日俄战争中，由于日本有了新的帝国想象，才会采用新的方式——先是图画，后是照片——来再现中国人的形象。这一过程就像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指出的，“风景的发现”是在日本殖民的过程中发生的，如果没有对北海道阿伊努族的强制性殖民统治，国木田独步就不可能写出《武藏野》，那样一种全新的风景也就不可能出现在日本现代文学中。而对这个过程的了解，可能对我们研究“幻灯片事件”大有帮助。
李：这个刚好可以联系起来，因为当时有了中国人的图像，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照相术进来了，报章杂志上开始刊登照片了。不过鲁迅当时看的是幻灯片还是电影，关于这个还是有争论。
罗：有日本学者考证说，鲁迅当时是去看过电影的。他们甚至在鲁迅住的地方找到了那个电影院，但是不是看了这个片子，现在就没有办法确认了。也有人怀疑说，鲁迅是不是搞混了。记不得究竟是在实验室里看的幻灯片，还是在电影院里看的电影，他把两方面综合起来讲，于是就有“幻灯片事件”。当然，这些都是日本学者的猜测。
李：这表现了日本学者的用功，也暴露出他们的盲点。盲点就是他们做这个研究到了某一个程度，就摆在那里了，无法再深入下去了。而这个正是需要我们讨论的。鲁迅在当时日本电影院看到的电影一定是纪录片，因为纪录片正是在1900年左右开始出现的，美国最早拍的纪录片之一，就是中国题材的《1900拳匪之乱》。所以说，鲁迅看到时事纪录片一点也不奇怪。但按照《藤野先生》的说法，是在课间的几分钟放映的，不可能是电影，一定是幻灯。甚至不是我们现在的那种幻灯，只是一些图片的投影。你可以说，鲁迅既看过时事纪录片，也看过时事幻灯片，在写文章的时候把这两个东西搞混了，或者就视觉经验来说，他自己也分不清楚两者的联系和区别了。
但如果从媒体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那么三种不同的媒体形式都极端重要：那就是印刷媒体上的图像，印刷媒体上的照片，幻灯片和电影片。不同媒体可以造成不同的视觉经验，它们之间的关系怎么调节？我一看周蕾的文章就想到这个问题。我就鼓励我的学生写论文研究摄影，研究摄影和中国现代文化的关系，这个是所谓的technology，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和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