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视觉文化·历史记忆·中国经验
作者：李欧梵 罗 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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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前看，向后走
罗岗（以下简称“罗”）：李先生，你好！我记得 2002年在香港大学办暑期班的时候，你选择的主题是“公共批评与视觉文化”，主要是讨论近年来在西方兴起的“视觉文化研究”对理解华语世界（大陆、香港、台湾以及其他华语地区）的问题会提供怎样的启示；而今年你在香港科大开课，则是直接讨论清末民初的印刷文化和中国（其实是以印刷文化为主的）“视觉文化”。可以看出来，这些年你一直很关注“视觉文化”。在这种持续的关注背后，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兴趣和理由？
李欧梵（以下简称“李”）：这个应该分两方面说。在香港的那段时间，是因为我和李湛鸖（Benjamin Lee）他们一起讨论了很多研究计划，然后准备拿这些计划来开会。这些研究计划基本上可以说属于广义的文化研究。因为李湛鸖对一系列的研究计划有自己的设想，那是当年从芝加哥大学的跨文化研究中心就开始的。我是跟着他的计划走，这就脱离了我以往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这个范围。你也可以说是一种特别的“文化研究”。他们一个基本的方向是从“公共领域”的问题一路延续下来的：公共领域、媒体、信息的流传、文化的流传……一直到他现在做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流传的问题。这一系列的研究我大多数没有直接参与，是站在边上的，只是有时候跟着他们做一些相关的研究。但他们的研究对我有相当大的影响。就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来说吧，它牵涉到一个我怎么来重新阅读文学史资料的问题，所以我很注重所谓的“印刷文化”，就是报章杂志。我现在还在研究晚清的印刷文化和报章杂志。这是一条线，是跟着李湛鸖他们研究的一条线。
另外一条线是我的兴趣。我在美国教了三十年的书，明年就要退休了，我的专业主要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国内学者交流也以现代文学为多。当时的研究到了这个程度，光是研究小说或者文本，都感到不满足。这样我就“阴错阳差”地研究起上海来了。当时研究上海，写《上海摩登》这本书，本来只想研究新感觉派，但光是研究新感觉派，研究文本，怎么做都觉得不过瘾。后来就到上海来做研究，这一下子就跳进“火坑”了，一路做下去，从研究现代文学的作家作品到研究上海的都市文化。都市文化和文学文本的关系其实以前很多人都做过，最著名的当然是本雅明，这个研究的传统可以说是从他开始的。我从这个角度出发，切入到现代文学研究中，这在十几年以前的中国还是新的。因为当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最关注的还是写实主义和乡土文学。所以我就故意唱反调，别人“写实”，我就写“颓废”；别人讲“乡村”，我就讲“城市”。然后，再想从“都市文化”研究里面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于是就有了和“印刷文化”怎么接轨的问题：要从大量的印刷文化里面，特别是报章杂志里面，来重现或者重绘我心目中的当时上海现代性的一个图表。
我做的研究基本上是上面这两条线的。你也可以说，就目前的文化研究来讲，这种做法已经落伍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的文化研究注意更多的是“影像”或“视像”。不过，落伍不落伍，我觉得无所谓，主要是要让我有兴趣。
如果再讲一条线，那就是我现在还研究世界文学。我这学期教的课是讲晚清的印刷和视觉文化，上个学期讲的完全是世界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经典：卡夫卡啊，乔伊斯啊，维吉尼亚·伍尔芙啊，托马斯·曼，后来加上昆德拉，然后再配上鲁迅、白先勇、张爱玲……全是中外文学的经典。为什么现在要讲经典呢？因为我觉得香港文化里面最缺的就是经典，好像什么都已经商品化了。我甚至要说，要从商品化里面重新发掘经典。所以在一个后现代商业社会里面，重新发掘经典，要比我那个时代念经典意义更重要。可以说，我的研究是这三条路结合在一起的。
罗：刚才你讲到，研究印刷文化好像在当今文化研究潮流中有点落伍。其实，从印刷文化到影像文化有一种共同性是贯穿始终的。这就是本雅明说的“技术性观视”。他指的是我们看到的东西都是透过某种技术手段呈现出来的。比方说在传统社会人们直接用“眼睛”欣赏风景，而今天我们更多通过电视、电影、照片和明信片来观看风景，而这些“媒介”都是“技术性”的。因此这种观看行为就被称为“技术性观视”。这个概念点出了视觉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就像你研究的晚清，必须先有了石印技术，才会有《点石斋画报》，才会有吴友如笔下的那些图像。
李：根据香港大学的教授阿克巴·阿巴斯（Ackbar Abbas）的理论，我们现在不能按照直线进行的方式来描述文化现象，譬如先有印刷文化，后来有影像文化什么的。现在往往是混杂在一起的，既有印刷文化，又有影像文化，还有视觉文化……等等，而且各方面都有技术的因素。他最迷本雅明。我也受他影响。本雅明生活在印刷文化最兴盛的时代，但是，他最先发现电影和照片这些视觉文化的潜力。这里面有你讲的“技术”问题。当然，对于这个技术问题的讨论，在德国有一个很强的传统，就是那个“techné”，哲学家什么都在讲。不过这是另外一回事，和我们现在讲的“技术”不太一样。所以从一个类似于本雅明的立场来看，我觉得目前在中国的环境下，事实上，许多文化因素不但是并行的，而且交互影响。甚至于观看影像的时候，也可以发现视觉形象中有印刷文化的印迹，如它的技术成分，它的阅读习惯……等等。也可以说，印刷文化的文本结构和阅读惯例，都直接进到视觉文化里面来。香港电影在这方面的特点就很明显。应该意识到，现在看起来很流行的东西，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和在以洛杉矶为主的美国文化中的意义是不太一样。
只是我们对于老一点的东西，看法就不同了。我是愿意在“新”的里面发现“旧”的，这也许是一种“老式”的研究。所谓“老式”，就是我现在越来越往回走。别人是越来越往前走，越来越往现在走。
罗：还有一个你刚才讲到的，也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消费社会里，需要重提经典的意义。其实，这个问题也会和我们谈的视觉文化有关系。因为视觉文化和通常讲的视觉艺术不是一回事。一讲视觉艺术，可能就会让人想到世界名画或其他什么在博物馆里面看到的经典艺术作品。但视觉文化和视觉艺术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视觉文化使人们观看图像的场所发生了变化。比方说以前观看图像的场所都是正式的、固定的：到美术馆去看油画，到电影院去看电影……但是，今天人们在百货公司看广告，在家里面看DVD……视觉文化把人们的注意力引离结构完善的、正式的观看场所，如影院和艺术画廊，而引向日常生活中视觉经验的中心。而且在观看的过程中——如在广告里——可能经常会看到各种各样经典图像，广告利用这个经典图像来达到宣传商品的目的。最熟悉也可能是最被滥用的是《蒙娜丽莎》，当然也包括比《蒙娜丽莎》更现代也更抽象的作品，譬如蒙克的《呐喊》，也成为了广告形象。这种情况提醒我们，怎样在消费社会里重新发现经典的意义。虽然我们会有和经典碰面的机会，但是碰面的时机和场所和原来都不一样。
李：所以我才到香港的时候，最感兴趣的就是看香港的广告。香港的广告常常把经典改头换面，我甚至还走火入魔，犯了一个大错误。有一个广告是卖意大利皮箱的，英文是mandarina duck，我以为是“鸳鸯蝴蝶派”。在那个时候，我的脑海里中西经典就捆在一起了。但是，这里面还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你讲的视觉文化在像香港这种地方，将来上海恐怕也是一样，都是将中西文化交错混杂起来。有时经典也是这样，翻译在“经典”流通的过程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西洋的经典翻成中文之后，改头换面就变成中国的东西。我现在正在研究福尔摩斯如何改头换面，变成中国的霍桑。如果霍桑跑到后现代社会的今天，又会是怎么一回事？文学中的“侦探”从本雅明描述的那种形象，到现在又变成一个怎样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