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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时代的欲望书写
作者：旷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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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宝贝”不仅是小说主人公的人物自传，而且也是一座城市的“自传”，或者说，作者将其写作视为一种寓言：“我的本能告诉我，应该写一写世纪末的上海，这座寻欢作乐的城市，它泛起的快乐泡沫，它滋长出来的新人类，还有弥漫在街头巷尾的凡俗、伤感而神秘的情调。这是一座独一无二的东方城市，从1930年代起就延续着中西互相交合、衍变的文化，现在又进入了第二波西化浪潮。天天曾用一个英文单词‘Post－Colonial’（后殖民）来加以形容，绿蒂咖啡店里那些操着各国语言的客人总让我想起大兴词藻华丽之风的旧式沙龙，时空交移，恍若一次次跨国旅行。”有意思的是，“后殖民”这个概念是出自于男主人公天天——一个被阉割的第三世界男人之口。天天的行李箱就像是一幅殖民地地图：一条TedLapids牌香烟（似乎只有上海某些专柜才能买到），吉列剃须刀，漱口水，七条白色内裤，七双黑袜子，一个 Discoman，狄兰·托马斯诗选，达利日记，《希区柯克故事集》……她的朋友举行了一个叫作“重回霞飞路”的怀旧派对，挽回殖民地昔日的辉煌：“1930年代的霞飞路如今的淮海路，一向是海上旧梦的象征，在世纪末的后殖民地情调里它和那些充斥着旗袍、月份牌、黄包车、爵士乐的岁月重又变得令人瞩目起来，像打在上海怀旧之心里的一个蝴蝶结。”在“重回霞飞路”的怀旧派对上，女主人公遭遇了她梦中的白马王子——马克，高大、带着CK香水味、心不在焉但性感无比的花花公子，任职于跨国投资顾问公司，穿着从上海一位资本家遗少手里高价买来的古董西装，背景音乐是周璇的《四季歌》。1930年代和1990年代两个时代的遭遇和渗透，有效地唤起其寓言意义。
《上海宝贝》中有一种“中国特色”的错位。跳舞场里的中国女人“她们脸上都有种婊子似自我推销的表情，而事实上她们中相当一部分是各类跨国公司的白领，大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良家妇女，有些还留过洋，有私家车，做着某个外资公司的首席代表（简称‘首代’），是上海八百万女性中的佼佼者”。在某种意义上，倪可是1990年代的陈白露。但是她们有着重要的区别，陈白露是身体上的婊子，倪可则是精神上的婊子。如果说1930年代陈白露不甘堕落的话；那么，1990年代的“上海宝贝”则是愈堕落愈快乐，堕落或者说颓废成为了“精英”和“先锋”的身份标志。倪可不是妓女，不是为了追求物质幸福而卖身，而是为了“精神的需要为了使灵魂得到满足挥霍欲望”。倪可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身体政治和价值秩序。“上海宝贝”反映了殖民地的政治无意识，描绘了与“与国际接轨”的精神轨迹。“上海宝贝”们充满了自恋、自我欣赏和自我崇拜。由于意识形态的崇高召唤，她们再也没有1930年代陈白露内心深处的那种毁灭性的罪恶感。
“上海宝贝”之“先锋”正如扎西多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理性算计和“势利”，“颓废得实惠”，即使在公共厕所和老外性交，也不忘提醒读者她穿的是CK牌内裤。“他们一边标新立异，一边占尽便宜。”（扎西多《都市“恶之花”》，《读书》2000年第7期）
倪伟指出：“总之，这具身体被精心镶嵌于奢华的商品之阵，它的价值可以依据所追加投资的商品总额来估算。……因此，卫慧式的自恋无可厚非，那只是出于对资本的爱惜。在卫慧那里，身体的实践带有交换的性质，身体在消费商品的过程中获得增值，其交换价值明显提高了。显然，高昂的成本使这个身体不可能再委身于任何人，只有那些拥有强大购买力的主顾才能争取到消费这个身体的机会。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卫慧的作品中绝对不会出现无原则的滥交，身体的经济学决定了与身体相关的一切行为都出自审慎的选择，即使是疯狂，也是经过仔细盘算的策略性选择。”（倪伟《论“七十年代后”的城市“另类”写作》，《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
买办阶级典型地反映了殖民地的情欲特征，这是一种人尽可夫的利己主义，正如倪可性幻想的对象是任何一个可以占有她的男人一样：“性的感觉如此排山倒海，以至于我像跟天底下所有的男人做了爱。”殖民地买办完全是一种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关系，正如《上海宝贝》的女主人公在描述她和她的德国情人的关系时所说的一种“fuck来 fuck去”的关系一样，这里既没有掺杂混乱的情感，也没有天长地久的负担。
倪可在与马克做爱的过程中既感到兴奋，又感到空洞：“我哭起来，这一切不可解释，我越来越对自己丧失了信心，我突然觉得自己比楼下那些职业娼妓还不如。至少她们还有一份敬业精神和一份从容，而我别别扭扭，人格分裂得可怕，更可恨的是我还会不停地思考、写作。”这是殖民地情欲分离的处境，是其无法自主的空洞、混乱的情欲的表现，她甚至无法分别是做爱还是被强奸。由于西方文化征服的巨大阴影和强烈的自卑感，为了尊严和自欺，她需要强烈的自我暗示：“你并没有强奸我，没有人可以强奸我。”然而，奇怪的是，为什么自我感觉良好的作为文化精英的“上海宝贝”会突然产生“强奸”的念头？
倪可与马克这个德国男人的性交的描写充分体现了殖民地交欢的被虐狂的特点：“他丝毫不加怜悯，一刻不停。痛意陡然之间转为沉迷，我睁大眼睛，半爱半恨地看着他，白而不刺眼带着阳光色的裸体刺激着我，我想象他穿上纳粹的制服、长靴和皮大衣会是什么样子，那双日耳曼人的蓝眼睛里该有怎样的冷酷和兽性，这种想象有效地激励着我的肉体的兴奋。‘每个女人都崇拜法西斯分子，脸上挂着长靴，野蛮的心，长在野兽的身上，像你……’。”一种“被占领被虐待的高潮”。同时，它也表明，性欲并非一种自然冲动，而是一种文化象征。性交并不仅仅意味着交媾，性交是一种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政治和权力的配置。
与“器官大得吓人”的德国情人马克相对照，“上海宝贝”的男友天天则被去势和女性化。然而，天天的被去势也并不是一种生理的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文化的去势和精神上的被阉割。天天所继承的是一种家族命运。天天一家三代反映了一种男性空缺和被阉割的家族命运。天天的母亲是一个背叛并且谋杀了自己的丈夫嫁给了西班牙人的女人。父亲的被谋杀，实际上也就是被象征性地阉割。儿子天天无法成长为正常的男人，成为了一个阳萎的、丧失掉了男性的能力的可怜的男人。小说把天天描写成是“纯洁”和“软弱”的，一个“孩子”，一个“婴儿”：“他是一个泡在福尔马林药水里的胎儿，他的复活有依赖于一种毫无杂质的爱情，他的最终死亡也与爱情脱不了干系，他不能给我完整的性爱，我也做不到守身如玉。” 天天明知道倪可与人偷情和背叛他，但是却对她充满了无奈的期待和幻想，直到最后在幻灭中自杀。而反过来倪可则把天天当作她的道德拯救。天天是她名义上的男人；但是，却无法满足她的情欲，只有马克才能满足她的欲望。
文化上的失败才是更为致命和深刻的失败。天天依靠出卖和谋杀了他父亲的母亲和继父苟且偷生地过着富足的物质生活。天天这样一个失去了男性能力的男人的故事，象征了殖民地的残酷命运。他在丧失了男性能力的同时，导致了精神上的空虚和破产，只能通过吸毒来维持其生命的空壳，吸毒不仅标志着天天的精神崩溃，而且也象征了殖民地在西方文化冲击面前的空洞化和破产。马克离开了，天天自杀了，“上海宝贝”剩下的是空虚：“我无所适从，这么多人，这么多与我无关的人在这里，可这并不是一个节日，这只是一个噩梦，像个洞开在心脏上的噩梦。”
殖民地的“欲望”无可避免地暴露了意义的匮乏、空缺。最后，小说的女主人公面对着不期而至的追问：“街上的太阳光像刀刃一样白晃晃地能割伤人的眼睛，我听到自己的血液在汩汩流动，一瞬间面对摩肩接踵的街道上的人流我不知所措，不知今夕是何年，不知自己是谁。”这就像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中遭受国际游资洗劫之后的“亚洲四小龙”对于自身命运的追问一样。卷入国际资本的涡流，丧失了自身的历史、文化、民族身份，她无法主宰自身的命运。这种“上海宝贝”式的追问反映了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民族身份的危机，买办阶级与国际资本相勾结，在与国际资本的交欢中获得利润和快感，同时又对自己的利益和身份充满了怀疑、困惑，面对漂移的后殖民情境，在碰壁之后本能地追问：“我是谁？”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和后殖民的情境中，身份认同和困惑成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怎样在这个跨国资本主义的世界中真正辨别和捍卫自己的利益，了解自己的欲望，确认自己的身份和位置？当“天天”自杀以后，奶奶对于倪可“奶奶”的这一称谓断然否定并且提出了质询：“你是谁？”因此倪可回声似的追问自己：“我是谁？我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