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后殖民时代的欲望书写
作者：旷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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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成为了1990年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惯例，成为了先锋和流行写作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艾布拉姆斯说，文学惯例的第一层意思是作家和观众通过默契而共同加以接受的惯用手法，如戏剧中的第四面墙，戏剧中的独白，以及在一个舞台上不足三小时的演出中往往代表不同空间的转换、具有巨大时间跨度的往事。文学惯例的第二层意思指文学作品里常用的题材、体裁和艺术技巧。“当今文学作品对性问题的直率正如狄更斯时代对它的回避一样都属于惯例。”（M.H.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辞典》60页，朱金鹏、朱荔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文学惯例既无道理可言，也无优劣高下之分。王小波是新人类的重要偶像和新的文学成规的开创者。王小波是1990年代性描写的文学成规的重要奠基者。王小波的写作既是对于传统的文学成规和政治的反抗，同时表达了一种新的政治，也就是更深刻更隐蔽地将自己编织到西方的殖民话语和等级秩序之中，在对于西方的崇拜中完成了对于自我的阉割。《革命时代的爱情》一方面反抗了性的禁忌，表达了性的崇拜和纵欲；另一方面又最终在强大的西方阳具面前自我女性化和自我阉割。王小波和卫慧一样都夸张了西方白种男人性器官之巨大，虚构了西方白种男人性能力的神话。有趣的是，在王小波那里，性既被看作是一个生理现象，又被看作是一种文化现象。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革命时代的中国性受到了压抑，这种压抑是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同时也转变成为了一种生理身体后果，由于革命政治对于性的压抑，所以性器官也不如西方发达。实际上，王小波的文本具有自我解构的倾向，一方面王小二在革命的环境中也性趣盎然，与团支书随意交欢。另一方面作者感叹，较之西方人，中国人的性器小巫见大巫。如此荒诞的性幻想和有关西方的性神话出自于两个自命为中国“精英”和“先锋”的时尚知识分子，真要令人汗颜。从解剖学上来说，性高潮的获得与否与性器官的大小毫无关系，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性学常识。但是，我这里并不是要批评卫慧和王小波的性经验和性知识匮乏，这也与其个人的性知识、性阅历无关，也许“上海宝贝”的性经历确实无比丰富。尽管郁达夫宣称：“一切创作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但是，创作毕竟并不是真正的“自传”，因为写作归根到底是一种象征行为。卫慧和王小波有关西方的性幻想和性神话无关于他们个人现实的性阅历，而是一种潜意识的流露，是极端的民族自卑感和民族自我阉割的表征。
对卫慧的写作进行任何道德指责都是肤浅和徒劳的，我只是对卫慧和王小波——一位准美国人和一位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们写作的无意识略作钩沉。
旷新年，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1928：革命文学》、《现代文学与现代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