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后殖民时代的欲望书写
作者：旷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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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开埠以来，上海一直是中国新文化的前卫地带。而二十世纪末《上海宝贝》的“身体写作”标志着一场新的“文化革命”。正如二十世纪末布满了“形象工程”的经济奇观和千篇一律的“广场文化”一样，《上海宝贝》中也充满了炫人眼目、嗲气嗲气的人造高潮。《上海宝贝》彩旗飘飘，堆满了五颜六色、应有尽有的西方文化时尚：从乔尼·米切尔、亨利·米勒、伊芙·泰勒、艾瑞卡·琼、鲍·布拉赫特、海伦·劳伦森、狄兰·托马斯、贝西·斯密斯、威廉姆·巴勒斯、普赖斯、西尔维亚·普拉斯、伊丽莎白·泰勒、弗·奥康纳、萨尔瓦多·达利、杰克·凯鲁亚克、艾伦·金斯堡、让—菲处·图森、罗宾·摩根、麦当娜、弗洛伊德、杜拉斯、保罗·西蒙、鲍勃·狄伦、伊恩·柯蒂斯、萨莉·斯坦弗、托里·阿莫斯、冯·莫里斯、尼采、米兰·昆德拉、苏珊·维加、斯维德、比利·布拉格、弗吉尼亚·伍尔芙、丹·费格伯格、莱西·斯通，到披头士、公共形象有限公司乐队，乃至笛卡儿和特蕾莎修女。这是一份奇特的无珍不备、无奇不搜的西方品牌和时髦文化产品清单。小说庞杂的引文构成了一个色彩斑斓的奇特景观，这是一顿极端丰盛而古怪的大杂烩。这大杂烩就好像2010年将要在上海上演的世博会一样是一个文化时髦的聚珍馆和博览会，是西方文化的收藏和节日般的集市。这幅精神分裂式的文化消费主义地图成为了买办世界观的最恰如其分的隐喻。这些混乱的引文成为了殖民地情欲书写的航标、旗帜和商标。有人在《〈上海宝贝〉到西方及其它》中宣布它一文不值，宣判它是空空如也的文化赝品。然而，我们却并不认为《上海宝贝》是零价值。《上海宝贝》并不是简单的“翻译”或者“照单定做”。它一方面是一种对于西方文化的“盗版”；然而，另一方面是一种第三世界的“产品”，一种地地道道的“中国特色”的书写。尽管它确实表征了中文书写相对于西方文本来说是一种次级的文本。
《上海宝贝》使我想起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和《奇袭白虎团》等样板戏的写作以及传统注经式的写作。它还使我联想到魏微《乔和一本书》中的讽喻性故事及其文本结构。魏微在《乔和一本书》讲述了一个香港的花花公子用二十世纪末在中国风靡一时的西方作家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一书征服燕园女生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乔治是一个生活在北京的香港人，乔治不断成功地引诱女人，他所凭借的工具是一本英文本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对话和描写赋予了乔治征服女生的能力。当他背诵书中主人公托马斯令情人解衣推枕的性爱指令“脱”的时候，他也就自居为居高临下充满权威的英雄，在现实中获得了控制女性的神秘力量，每一个女人都会条件反射似的听从指令不由自主地委身于他，每一个被他所引诱的女人的眼睛里都会流露出崇拜的神情。可是，有一次他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他那本英文本的小说找不到了。因此，他慌张失措，整个人都垮了下来。我们可以把这篇小说作为一个寓言来阅读：“这不仅仅是一个男人如何去勾引女人的故事。”这个故事也可以用来说明《上海宝贝》写作中的权力关系。《上海宝贝》不仅是一本有关欲望叙述的小说，而且也是一幅权力分布的地图。
朱大可在一组讨论上海的系列论文中分别把殖民地上海和鲁迅称为是“情欲超级市场”和“殖民地情欲的头号敌人”。他在才情纵横的论文《上海：情欲的尖叫》一文中写道：“经过近长达四十多年的政治严肃时代，上海正在重新成为中国乃至远东最大的情欲超级市场，这个事实令许多上海知识者感到欢欣鼓舞。卫慧用她的‘尖叫’，报道了都市情欲的复活和高涨，从而令上海再次成为国际市场关注的焦点。‘蝴蝶’是一个全球化的隐喻。在梁山伯和祝英台故事和希腊神话里，蝴蝶的语义都只有一个，那就是情欲本身。卫慧的‘蝴蝶’的‘尖叫’表明，情欲通过一个上海女人的喉咙，已经发出了尖锐、性感、亢奋、势不可挡的喊声。”朱大可指出：“如何描述殖民地上海的基本面貌，这个论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一部模仿本雅明隐喻式批评的《上海摩登》一书中，美国汉学家李欧梵按月份牌、张爱玲和施蛰存、刘呐鸥以及戴望舒的感受重新题写了上海。他的寓言化叙述流露出对殖民地情欲的无限感伤的悼念：“作为当时全球最现代化的都市之一，电影院、舞厅、大百货公司和咖啡馆，那些充满性感和官能性的‘摩登’事物，正在成为当下知识分子的怀旧基点。……尽管张的文学才华遭到了某些汉学家的肆意夸大，但她无疑就是殖民地情欲的一个微妙象征：有节制的放荡、对现代化时尚的狂热追捧以及包藏在优雅旗袍下的那种永无止境的肉欲，这些都可以被用来充分言说‘后殖民时代’汉学家的怀旧话语。由于鲁迅的死亡，张得以在九十年代优雅地复活，并且成为后资讯时代的一个新的殖民地寓言。而她的情欲甚至滋养了上海的一干现代‘美女’作家（卫慧和棉棉之类），令新世纪上海文学重新焕发出肉感的后殖民气息。”由此可见，“重写文学史”并不是在自律的学科领域发生作用，而是必然地溢出学科领域之外，“重写文学史”最终“重写”了文学。
欲望是《上海宝贝》的主题。小说主人公宣言：“每天早晨睁开眼睛，我就想能做点什么惹人注目的了不起的事，想象自己有朝一日如绚烂的烟花噼里啪啦升起在城市上空，几乎成了我的一种生活理想，一种值得活下去的理由。”小说的女主人公倪可是自我指涉的，倪可曾创作过《尖叫的蝴蝶》等小说，又正在写作一部有关欲望的小说。欲望是先锋的一面旗帜。欲望叙述构成了19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本质特点，构成了1990年代先锋写作的标识。小说中女主人公倪可和阿dick有这样一段对话。倪可说：“上海是座寻欢作乐的城市。”阿dick问她：“这是你小说的主题吗？”
《上海宝贝》诞生于世纪之交这个暧昧的时刻，它将对于都市欲望的隆重书写和对于殖民地上海的怀旧叙述缠绕在一起，通过对于殖民地上海的怀旧将“上海梦”推向了高潮。《上海宝贝》一方面是对于西方时髦、摩登的“新”文化的狂热朝拜，一方面是对于1930年代殖民地“旧”上海历史的无限眷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两个相互映射的时空构成了一种镜像关系。现代性这种直线的时间第一次发生了弯曲和逆转，一百年的中国历史第一次发生了“时光倒流”，“过去”成为值得深情地留恋、赞颂和具有拯救能力的“未来”。
我们通常把欲望尤其是性欲看作是“自然”的，被视为一种“本能”的“生理现象”，然而，福柯告诉我们，性是一种话语的构造，性是一种文化的产物。《上海宝贝》中，欲望来自于西方文化的联想。在某种意义上，“上海宝贝”的欲望是西方文化的衍生物，是西方文化符码化的结果。用马当娜的话说，“上海宝贝”及其由真伪艺术家、外国人、无业移民、大小演艺明星、时髦产业的私营业主、真假另类、新青年形成的氛围构成了城市时尚生活，他们迷醉于城市文化和狂欢生活。“上海宝贝”的欲望是被不断唤起的，是大量进口的西方文化“启蒙”的结果。倪可感到她无法确证她自己。她推崇“自我”，但是其“自我”又是由西方符码匆匆忙忙地在中国装配起来的。“上海宝贝”的“成长”是自我殖民化的结果：“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我就立下志向，做一名激动人心的小说家，凶兆、阴谋、溃疡、匕首、情欲、毒药、疯狂、月光都是我精心准备的字眼儿。”她的想像力来自于西方文学的阅读和模仿。她不仅从被西方知识殖民的1990年代中国大学里接受了“性本论”（弗洛伊德）的人生观，而且对于爱情的知识和想象方式也都是从昆德拉到杜拉斯等西方知识规训的结果，甚至连恋爱中看到的公共电话亭都使“她”条件反射似的想起《泰坦尼克号》这种西方大众文化的道具和符号。她和男友初识在“绿蒂咖啡馆”。上海这个殖民地城市一再勾起的也是殖民地的经验和联想。淮海路复兴路口使她联想起的是“纽约的第五大道或者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那蓝荧荧的灯光招牌使她想起“亨利·米勒笔下所形容的‘杨梅大疮’”。她记忆中的人物是陀斯妥耶夫斯基、梵高、达利、艾伦·金斯堡、法默小姐、亨利·米勒。她春梦中的男人是爵士乐的伴奏下，身上的汗毛“金光闪烁”的西洋白种男人。小说在声色犬马的背景下以戏谑的笔调描写了科索沃战争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的事件。这种民族国家的经验和处境与“上海宝贝”之间构成了一种疏离的、错位的反应，成为了一种与其民族身份无关的大众媒体上的娱乐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