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论人的精神
作者:S.拉达克里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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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告诉我们一切道德体系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尤其是那些与性生活有关的体系。对于那些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逐步摆脱传统道德的约束并能复兴人性权利的知识分子来说,弗洛依德已经使放纵不羁的行为成为高尚的行为,尽管他根本不想产生这样的后果。据说,精神分析学证明了一切愿望的神圣性,并为彻底摆脱一切约束而辩护。
社会集团的形成是为了生存的利益。它们惟一的目的就是扩大自己的物质利益,在必要时甚至采取武力和欺诈的手段。经济福利是一切生存的目的。进化的原则为军国主义化的帝国主义提供了一个科学的依据。当一些强大的集团去剥削地球上的弱小民族时,它们仅仅是作为促进向更高级生物形式进化的工具;这种进化已经使我们由阿米巴虫发展到人,现在将要完成由尼安得塔尔人(1)向现今世界精通科学的野蛮人发展的历程。强大的力量使它们变成维护地球各个地区法律和秩序的神圣警察,变成教化弱小民族的传道士。这些弱小民族被看作是以不同的心理类型和道德制度使入侵者感到烦恼的低等动物。犹太人并不是惟一自称为上帝选民的民族。其他民族也信仰着自己的天职,尽管这种信仰所依据的不是天启,而是历史或传说中的命运。为实现自己的命运,各个民族已转化为军事机器,人类也变成了工具。各民族的领袖们并不满足于支配人们的肉体,还要征服人们的思想。他们要把自己对救世主的使命的忠诚传达给更大范围的社会。他们不费很大气力就赢得了颓废派文人和社会不安定分子、穷人和失业者、冒险家和机会主义者、青年人和渴望者的好感,因为这些人既没有理想,也没有行为的指南,而只有飘忽不定的思想和颤动的心。猖獗的民族主义的种子在不为习俗约束的思想的毫无保证的忠贞中找到了肥沃的土壤。凡是在僵滞的服从取代了自由的思维,道德的虚无主义取代了道德的发展,傲慢和虚伪取代了人类感情的地方,就会产生一种在道德和心理上畸形的紧张状态。
宗教需要确实性和绝对的保证,但这正是科学自然主义所十分怀疑的性质。有人说,我们对信仰的需要不可能作为信仰的充足基础。宗教,作为一种历史现象,阻碍了理智的自由飞翔,窒息了对人的价值的热烈追求。它发展了迷信,也助长了犯罪。它以超世的幻觉安慰无数受苦受难的人,以弥补他们在现世生活中的贫穷。宗教只是一种诗歌(桑塔雅那语),一种神话(克罗斯语),一种社会学的现象(杜尔克海姆语),或者是一种颓废社会的麻醉剂(列宁语)。精神生活是骗人的东西或空想。我们充其量是把宗教作为一种道德的规范。它可能被降低为一些伦理的法则。当康德规定宗教就是对我们的义务,即神的命令的认识并且认为神不是今天的安慰者,而是未来奖善罚恶的法官的时候,他几乎是把神从人的生活中驱逐出去。在《理智界线之内的宗教》一书中,康德认为道德生活是一种个人自我决定的生活。无论神,还是他人都不能参预这种生活,但是在这种生活中每个人都必须以自己单个的力量进行单独的努力。这种观点几乎没有给任何宗教崇拜的东西或使生活带有目的性的东西留下余地。如果有天才的人是在没有制约力或真正亲缘关系的情况下不幸地孤立着,完全依赖他们自己的才智和自己单个的自我,无论在天上或地下都无立足之地;而自由的人摆脱教义和教派的狭隘框框,彻底地脱离对教皇和牧师的恐惧;这些人都是理想中的英雄,一切时代的灯塔。每个人都是一个先知者,其结果将产生出一个正式的“通天塔”,在塔里的人们相互不了解。他们中间的每个人都只用自己的方式理解他自己的世界观念。塔中语言的混乱将会,也一定会在悲剧中结束。
“这样的时代可以称为批评的时代”,康德说,“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逃避批评的时代。当宗教力求藏身于其神圣化的背后,法律力求藏身于其威严性的背后的时候,它们恰恰唤醒了对它们本身的怀疑,丧失了一切对它们的真诚尊重。理智只把敬意交给那些经得起自由和公众的检查考验的事物。”但是,批评所获得的结果是什么呢?批评把绝对真理从人的思想和生活中排除出去。在美学中,美被看作是主观性的。在法律学中,法律被宣布为社会习俗的表现,而不是正义的表现。在伦理学中,丰富多样性的生活被说成是与严肃的道德规范相矛盾的。就连神学家也抛弃了“绝对”,而喜欢起有限的、“自我教化”的神。
对生活的这种新实证主义的批评态度所导致的后果是什么呢?我们这个世界是理性主义预言家的世界,是自私的个人主义者的世界;它有由工业化和资本主义混合而成的畸形经济体系,有巨大的技术成就和表面的胜利品;它不断地追求奢侈之物,贪图享乐,在公共生活中表现出肆无忌惮的、没有止境的贪婪;它有许多血腥而残酷的独裁政权,这些政权竭力把世界变成撒满人血的屠宰场;它还是一个无神论和藐视灵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可靠无疑的,人们失去了自信心。在东、西方的大城市中我们常常遇到这样一些年青人,他们冷漠无情,嘲笑人生,摆出傲慢而英雄的姿态,精力旺盛地、坚定地生活,等待时机以达到第一流的地位;他们自以为是世界的主人和未来的创造者,正如拜伦所说:他们自以为自己能够引导世界,因为他们每天睡得都很晚。他们的一意孤行,事先毫无准备的态度,他们的粗俗和冒渎,他们自负的傲慢和骄横,他们对法律的败坏和对正义的轻蔑都说明世界正经历一个极端的道德衰败的过程。他们并不只是社会金字塔的薄薄的外壳。他们引导和支配着大批的人,这些人在新的民主制度中所具有的阅读能力与其思维能力极不相称。于是,生活变成了狂欢节或正在进行中的一个大马戏场,没有组织,没有法律,没有节奏。
让我们仔细看看这幅图画的另一个方面。否定人的内在神性就会导致灵魂的病态。中止我们的意志和思想而漂流到我们所不了解的地方——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即使肉体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人也永远不会处于静止状态。痛苦将不断地干扰他的思想,破坏他的清静。自然界也不能完全驯服地听从人的支配。大自然的反复无常——她的狂风暴雨,她的暴风雪,她的旋风和地震会不断地破坏人的工作,挫伤人的希望。人类伟大的亲缘关系也不会轻易地摆脱傲慢和妒忌、自私和无信所造成的干扰。命运的幻想和人的变化无常将继续发生着影响。直到我们证悟到至善,瞥见比时间观念更为优越的永恒观念时,心思的清静才会出现。没有安全感就不会有幸福,而安全感不可能产生于对事物的认识。认识自我才是安全感的根本前提。
世界正在经历着一个不稳定的时期,一个不能用文字表达的渴望的时期。它想摆脱现在这种精神混乱、无道德标准、理智漂泊不定的状态。那些被孤独感压抑和束缚到极点的人们准备依赖任何类型的权威,只要这种权威能把他从绝望的孤独和对清静的狂热追求中解救出来。精神探索中的各种冒险使我们发展到与宗教复兴和原教旨主义的相对立的极端。这些冒险只是达到从根本上重建思想的一些中途站。动摇于教条式的信仰与喧闹式的非信仰之间的不确定性的产生就是由于哲学传统或思想习惯已经不存在了。人的伟大天性被科学的第一批观点所遮盖时所产生的心理痛苦,由大家所公认的新旧价值之间的冲突所产生的痛苦都说明,没有任何动乱、没有任何粗糙的感情能够扑灭人内部精神的光辉。无论周围的黑暗有多么浓密,这种光辉都将继续发光,哪怕周围的黑暗还不理解它。只有当精神生活从内部来纯化和启明人的生命时,人才有可能改变世界的现状。今天世界所需要的是精神的宗教。这种宗教将使生活具有目的,它不需要任何逃遁和暧昧,它能把理想和现实,把诗歌和平凡的生活调和在一起,它将证明我们本性中的深奥实在,并使我们的整个存在,我们善于批评的理智和我们积极的愿望都得到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