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理想主义与大学
作者：潘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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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里有这样的说法，“Many are called, few will be chosen.” 就是说，上帝召唤了所有的人，但只选择了极少几个。道德情操是举世皆知的，但能拥有这种道德情操的只是极少数人，以道德情操为本的民族极少。
为什么到1700年为止，我国文明在世界上领先了两千年？我国有孔子，孔子以道德情操为“大学”，让所有的社会精英去研究和遵循“大学”，成就了中国的道德治国，成就了“礼仪之邦”。
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科学追求的都是发现和解释客观规律，也就是追求理论。然而，德国的歌德曾说过一句非常发人深省的话，“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人文学科的历史比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更久远，意义不在社会科学之下。有了价值思辨，有了人类生活的描述和记录，人类文明才有了灵魂。人文知识让我们能品味甜酸苦辣，感受痛苦与快乐，懂得耻辱和光荣。
为什么把无私地为社会服务当作“至善”？为什么“至善”被称为“大学”?我的第一个解释是：“社会”的进步需要利他的道德情操，也就是理想主义。除了学习实用的科学知识，大学生要为服务于社会做准备。大学生要有服务于公共生活的精神，成为我们社会关系中的健康力量。
当然，只有人文，没有实用的科学也不行，就成了泛道德主义。南宋的理学大师朱熹要“存天理，灭人欲”。他只讲道德，不讲满足人之物欲的科学，便失之虚伪。缺少现实主义，南宋无力抵抗外来入侵是情理中的事。所以，《礼记》又记述了孔子对“今大道之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的私有时代的政治理解，以及强调道德灌输和上下尊卑的制度礼仪设计，体现了强烈的现实主义。
我在今天强调理想主义，不是来争论道德理想与科学精神哪个更重要。今天的人文精神衰落了，特别是在培养精英的大学衰落了。人文精神被商人精神取代，才引发了我在这里的话题。缺少了人文精神，我们的社会就堕落，我国社会就不团结，就重新回到一盘散沙的状况。强大的国家是团结的国家，是有精神的国家，是有集体主义精神的国家。
因此，把无私地为社会服务当作“至善”，把“至善”称为“大学”，第一个原因就是社会进步的需要，社会团结的需要。
第二，既然讲究集体主义的“至善”是“大学”，是大学问，就只有社会精英才可能掌握。或者说，具有了这种精神的人就是社会精英。社会精英未必有正式大学训练的经历，更不一定是考试成绩最高的那些人。士兵雷锋，掏粪工时传祥都是精英，因为他们是我国社会精神的楷模。罗马统治末期（大约公元500年左右），英格兰出了个大英雄，率领民众抵抗日耳曼撒克逊人入侵，他被称为“亚瑟王”。在爱听故事的欧洲人中广泛流传着关于他英雄业绩的传说，但学者们怀疑这传说有多真实。对此，丘吉尔是这样评论的：
“这些事情并非虚构。如果我们能目睹这些历史片段，就会觉得学者们所研究的这个问题像《荷马史诗》和《圣经》旧约一样，有事实根据，又有神圣的想象。那全是事实，或者说应该全是事实，因为那故事比事实更壮丽，更动人，早已构成人类精神遗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人们为自由、秩序、和尊严而斗争的时候，他们知道，即使牺牲了，他们的光辉业绩会博得永恒的纪念，……为世世代代的正直同胞树立榜样。”
我们不追究《雷锋日记》里的细节是否真实。为世人所知的雷锋是精神世界的楷模，他使我们的社会比过去更文明，更亲切了；也使我们知道，缺少了雷锋精神的社会是多么堕落，多么冷酷。
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英雄。英雄是精英中的精英。英雄的基本特点是：他们不是自私自利的“小人”，而是胸怀远大理想，以天下为己任，并为之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变不可能为可能，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那些人。美国商界的英雄不是那些赚了很多钱的人，而是那些赚了钱，却将这些钱奉献给社会进步事业的人。企业是不可能永恒的，但无私奉献的精神是永恒的，让世世代代的人所敬仰。我们人类不是因为有了企业之间弱肉强食的竞争而成为人类，我们是因为有了人类的精神，也就是人文精神，我们才成为人类，才有了人类社会。正因为如此，政界的英雄都是那些一心一意为社会进步做出个人牺牲，领导社会走向团结和胜利的那些人。对这些人，我们称之为“伟大领袖”。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人员只有三万，衣不蔽体，连皮带都吃掉了，更不用说枪支弹药的捉襟见肘。但在那个时候，毛泽东写下了“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这样的诗句。长缨几乎子虚乌有，但蒋介石这条苍龙有数百万军队却是真实的。所以，毛泽东拥有的是浪漫的理想，是不顾一切，要把小农的中国变成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理想。在这样的理想感召之下，就会有精兵强将，就会聚拢全中国最出色的人才，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当周恩来死去的时候，联合国秘书长决定在联合国下半旗致哀。人们说，那是没有先例的，因为周不是国家第一领导人。然而，秘书长回答说，如果任何一个国家的第二领导人能没有子女，身后没有一分钱存款，数十年如一日为本国的独立、强大和进步服务，我也为他下半旗。我们中国有毛泽东、周恩来这样出色的政治领袖，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是中华文明的骄傲，他们来自我们文化的深厚底蕴，来自“大学”。
能够坚持理想的成年人是极少数。理想使他们坚强、弘毅，百折不挠，成为英雄。培育先进稻种的袁隆平，没有科学院研究员的地位，没有研究资金，无怨无悔默默耕耘了数十年，终于成就了惊天动地的事业，为中国和世界的粮食生产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是我国农学家的楷模。袁隆平的成功，当然是理想主义在起作用，理想主义使他成为百折不挠的英雄。在我们的国际关系领域，半个世纪以来，做出最重大知识贡献的是Kenneth Waltz。他创造的是现实主义理论，但他对知识的追求绝对是理想主义的，他终生追求最出色的理论，一生勤奋研究，与亚当·斯密那样只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博士论文，另一本在退休前十年才出版。在生活上，沃尔兹在美国名校的政治学教授里是比较困难的，他只靠固定工资活着，还要养活不工作的太太和三个孩子。在现实生活里，他像马克思那样坐了一辈子冷板凳，然而对国际关系的学术世界，他几乎是永恒的。在美国去年政治学年会之余，教授们议论今天给学生的国际关系必读书单。谈论的问题是，百年之后，哪一本还会继续列为必读书？对所有的书大家都有争论，但只有一本大家没争论，那就是Waltz的《国际政治理论》。缺少了贡献社会、追求完美知识的理念，就没有沃尔兹。没有普及于西方世界，乃至美国大学里的理想主义精神，就没有出色的西方乃至美国学者。
现实生活可能会摧毁理想，摧毁理想主义。然而，如果大学不鼓吹理想主义，如果我们不是在大学播撒理想的种子，我们就不会有精英，不会有百折不挠的英雄，不会产生知识泰斗，我们中国社会的质量就会比较低。
大学是培养精英的地方。北大希望能培养出精英中的精英，希望这里能出领袖人才。然而，缺少了理想，缺少了人文精神，这里就很容易成为培养废物的地方，甚至频繁出现自杀、精神忧郁症。
因此，把无私地为社会服务当作“至善”，把“至善”称为“大学”的第二个原因是：那是英雄的品德，是领袖的要素。大学只讲分数，不讲“至善”，就不会是培养精英的地方，那里的“精英”经常只是分数的奴隶。
第三，讲究集体主义的“至善”是“大学”，大学问要从年轻时代养成，成为大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要着重在青年时代讲究“理想”？为什么理想的种子要在青年时代播种？因为理想不是现实，现实会蹉跎理想，摧毁理想。许多人在年轻时有远大理想，但多数人在成家、工作或者遭受挫折之后就成为现实主义者，甚至变成庸庸碌碌，争权夺利的“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