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理想主义与大学
作者：潘 维
字体： 【大 中 小】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大学里鼓励学生参与社团活动，鼓励集体主义，讲授理想，与学生一道憧憬人类社会的光明前途。教授们懂得批判黑暗，鼓励大家追求光明。我们不在大学生中散布个人主义的，甚至反社会的灰色阴暗情绪。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改善社会，我们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培养未来的、社会公共生活的积极参与者。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当年，过去的成年人对我这样的过去的青年，曾经这样讲。可当时的我没有感觉。而今，作为今天的成年人，我对今天的青年也这样讲。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显然已经成为目前社会的主导力量，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我们的昨天，我们昨天的理想，决定了中国今日社会的现实。当我在这校园里呼唤找回理想主义的时候，那反映了我对中国今天社会现实的痛苦反思。看着那些今天正在办理退休手续的我的老师们，我才醒悟到：当我退休之时，在座的诸位将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如果你们今天对现实不满，那么，你们的理想就是祖国的未来。我希望这未来不是更堕落，而是更美好。
昨天的《北京晚报》登了一张半版的照片。说是一个叫刘路菲的六十三岁退休老师，业余研究永定河历史，发现某地应有一座建于1890年的大王庙，纪念永定河1890年决口。该庙1958年就被拆除了。从1993年起，他遍访当地知情者，收集了大量资料，为大庙复建奔走了十年，矢志不渝。他的努力有了回报。下个月大庙复建工程将结束，成为永定河东岸一个免费对市民开放的博物馆，里面藏有他收集了四十年的永定河资料。因为有了刘路菲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我们的社会变得更美好。他的理想主义，显然不是退休后养成的。
我听说我院一年级的班集体组织了给建筑工地民工捐赠书刊的活动。建筑工地的民工是我们城市社会里最下层的人民。他们干一年活，还可能拿不到工资。他们一年四季住在工棚里，睡三层床，数十人一屋，吃的是青菜汤和馒头米饭。他们盖无数漂亮的房子，但他们无法买得起北京城里的哪怕一小间厕所的面积。那里每天都在发生工伤事故，甚至会死人。如果你们有机会去工地上看看，无论你们做的事情多么微不足道，那是高尚的，代表着社会的良心。
如何让大学鼓励青年有理想？关键在教授们。为什么大学被称为象牙塔？我们从犹太人知识分子的来源说起。在两三千年以前，犹太人部落养活一种人，专门抄写《圣经》。他们每天沐浴焚香，只抄一页，为的是不出错。久而久之，他们便能解释《圣经》，于是在部落里很有地位。这样“有闲”的学者是怎样生活的？在犹太社区暴富的时候，社区只给他们一碗饭，让他们能吃饱。在社区最困难的时候，大家都吃不饱，甚至面临饿死的威胁，可社区依然要给抄写《圣经》的人一碗饭，让他们吃饱，以便饥荒后存活下来的犹太人能继续享受祖先积累的文明知识。这就是知识分子“铁饭碗”的历史来源。也就是说，因为铁饭碗，他们与社会有某种程度的隔绝，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他们不为财富而生活，不为财富而折腰，靠传承文化的理念活着。这样的人受整个犹太社区尊重。在犹太人知识分子那里，没有“学而优则仕”，更没有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所以，世界上的大学问家，包括马克思和爱因斯坦在内，犹太人居多。犹太知识分子独立，所以思想的触角没有禁区，左中右的大学问家都有。犹太人出色，今天的美国几乎被犹太人控制住了。之所以如此，他们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精神功居第一。有了这样的教师，就有了这样的文化，就有了人数极少，却这样成功的民族。
美国犹太人的比例远远不足百分之一，但他们在美国大学里占主导地位，是规则的制定者。在美国当政治学教授要经历什么训练呢？四年的大学，两年的职业训练（硕士），或许还有若干年的工作经历，然后是六至八年的博士。但这么久了还拿不到铁饭碗。大学教职任上还要再考验六至七年。四十几五十岁了，早已生儿育女，一心一意追求知识的理念经受住了考验，再不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挣钱，这时候才能挣到宝贵的铁饭碗，享受一种“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也享受社会平均水平的工资。正因为教授是这样培养出来的，理想主义在美国代代相传。美国的成功与理想主义，与大学，与理想主义的大学教授密切相关。如果我们对今天的青年不满，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青年们相信什么，那是因为成年人让他们相信什么。我这代人的青年时代正值“思想解放”时期，想法非常不同，不像美国社会里有个天下一统的“社会主流思想”。所以，你们的思想也非常庞杂。我在这里说的话，当然只代表我自己。但是你们年轻人的思想，是“成年人”思想的折射。
理想与和谐的社会生活
西方社会的魅力究竟在哪里？有人说，那是自由社会，是个人主义的社会。中国当代社会是压抑的社会，是集体主义的社会。这是个天大的误解。早年在美国生活的时候，这个貌似成立的说法一直让我深感困惑。
在我国的公路上开车，就会想到美国。在美国的公路上，一旦出车祸，身旁会停下一串车，帮着打电话叫救护车，留下电话号码为车祸过程作证。一旦开车上路，公路上的司机们就自动成为一个临时的集体，互助精神挺强。美国很少有司机用喇叭表示不满，因为那不礼貌。“礼”是社区的纽带。在我国的公路上，你看到更多横行霸道，zero－sum game，个人主义的“零和游戏”。在美国送孩子上学，家长们立即组成家长协会。家庭主妇们要去看鸟，她们组织看鸟协会。社会上的一切都是有组织的，而且是自动组织起来，因为心向集体。当我到了德国，那里的组织更“社会”。德国的汽车、火车，车上、车下，都没人查票检票，却没人逃票。那是个集体，集体是不容被伤害的，伤害集体是非常不道德的。
你们经常读到的书里说，西方社会是个讲究个人主义的冷酷社会。可我在那里看到的是温情，是处处能见到的集体主义，或者叫作社区主义、团体主义。Civil Society，无论翻译成市民会社、公民会社或者文明会社，首先是“会社”，不属于“会”或者“社”，就不是民，就不公，就不文明。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那里有封建传统，我国没有。我国是有两千多年“自由小农”传统的社会。相对于我国社会而言，西方的社会比较“社会”，比较civil，比较有亲和力，人际关系比较和谐。
什么是西方封建传统？那里过去怎样组织社会劳动？先是奴隶耕作，后是农奴耕作。国家没有大一统，领主们自己管理自己的庄园、人口、土地、收入，庄园是个大集体。在那种集体里，等级、纪律、服从、权威、“共同意志”之类的词汇是屡见不鲜的，是西方社会的“基因”。那些精美的艺术品，昂贵的雕塑，几乎永恒的花岗岩建筑物，没有集体的劳作，根本不可能。在中国的自由小农社会，那么昂贵的永久性建筑绝不可能遍地都是。到了近代的西方，组织变成了更具有压迫性的东西。现代军队，现代的工厂和流水线，现代的公司和办公室，都依照军队模式管理。公司行号里的上下级关系比历史上的阶级等级关系更严厉。你可以“自由地”被老板解雇，也可以“自由地”解雇老板。没人雇用你，你不再是社会的现代奴隶，但你什么都没有了，彻底“自由”了，自由地成为社会垃圾。正因为如此，西方的人们向往自由，向往个人尊严，“个人主义”才成为西方社会的一大理想。
在我们当代中国，农民自己雇自己，企业也是家庭企业，在家庭之外，个人始终是自由的——自己当自己的老板，当自己家庭成员的老板，不靠集体，不靠社会，不靠会社，所以“君子不党”。在这样的社会，社会主义思想是很难扎根的，更不要说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