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帝国与后社会主义政治
作者：麦克尔．哈特 安东尼奥．奈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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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经济学家也用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来标示从一种以稳定的长期雇用关系（典型体现在工厂工人身上）为特征的经济，向另一种以灵活性、流动性和不稳定的劳动关系为特征的经济的转化：之所以要有灵活性，是因为要完成各种任务；之所以要有流动性，是因为工人必须得经常变换工作；之所以会有不稳定性，是因为没有保障稳定、长期雇用关系的合同。例如，一种正在出现的后福特主义式农业生产方式就体现了这种技术变化。农业现代化严重地依赖机械技术，从苏维埃式的拖拉机到加利福尼亚的灌溉系统，不一而足，但农业的后现代化却有赖于生物技术和生物化学技术的创新，并有赖于专门化的生产系统，如暖房、人工照明和无土农业技术。这些新的技能和技术可能使得农业生产脱离大规模的生产方式，向专门化、小规模的生产方式转变。另外，与后现代工业生产的信息化（如通过将通讯技术整合到现有工业生产过程中）方式相同，农业也信息化了，最明显地体现在种子这一级上。例如，农业中发生过一个有趣的争议，就是种子的基因，即种子中包含的遗传信息应归谁所有。种子公司对其培育的作物新品种（目前一般通过遗传工程技术）进行了专利注册，但农民在长期的农作劳动中发现、保留和提高了作物的遗传资源，却没有相关的法律来支持他们对这些资源的所有权。我们在这儿提到这个问题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赞同或谴责哪种做法——农业中某些科学的介入确实产生了有益的作用，但有些却是有害的。我们的主要目的只是在指出，农业变化过程及种子基因等所有权的争论，已日益依赖于信息，特别是作物遗传信息的控制和生产。这也是农业信息化的途径之一。
从总体上说，非物质性劳动的霸权倾向于将生产的组织从装配线上的线性关系转变成发散形网络中的多头和不确定关系。信息、通讯交流和协作成为生产的规范，网络成为组织的主导性形式。因此，生产的技术系统与其社会构成间是紧密配套的：一方面是技术网络，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体间促成的协作。这一相互适应的配套关系介定了劳动的结构，同时也体现了新的剥削实践和结构的特性。事实上，在我们看来，非物质性劳动霸权下剥削已不再主要是对以个体或集体劳动时间为标准测量的价值的剥削，而是对协作劳动产生的价值的攫取，这种价值经过在社会网络中的流通，变得越来越普遍了。生产性协作的核心形式不再是作为资本家组织劳动的一部分所创造的价值，而只是从劳动本身的生产性能量中产生的。这确实是非物质性劳动中的关键：生产信息交流、社会关系和协作。
在这一点上，有人可能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非物质性劳动这一概念可能能够恰当地描述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的部分经济的转型状况，但与至今仍然需要农民和工人在田间地头和工厂流水线上劳作的、处于从属地位的部分经济却风马牛不相及。我们却依然认为，非物质性劳动霸权的趋势至少在三个方面影响了全球经济的所有领域和地区。首先，同时也是最明显的一点是，非物质性劳动的霸权决定了新的全球劳动分工，例如，某些非物质性生产形式被局限在全球的强势地区内，同时，许多工业和制造业生产部门却转移到了全球的一些从属地区。
其次，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非物质性劳动的本性倾向于改变其它的生产方式。当然，每种霸权形式的劳动都会制造一些共同因素：正如经济现代化和工业劳动的霸权使得农业和其它所有生产领域都要与工业的技术、实践方式和基本经济关系保持一致一样，经济的后现代化和非物质性劳动的霸权也具有同样普遍的转化功能，这一方面是因为出现了新的普遍性基础这样一个事实，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今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长久存在的普遍性基础，如在农业中信息和科学知识所起的作用。我们再次强调，这并不是说，劳动和生产的条件在全世界或所有不同的经济领域都已变得统一一致了。我们指的毋宁是，劳动过程、生产条件、地方状况和有效经验的许多个例常常与越来越成为普遍性的劳动形式和生产与交换的一般关系和谐共存——这种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并不存在矛盾。
其三，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非物质性劳动是如何同样涉及劳动社会化的急剧扩张，并因此也为劳动的自治政治组织提供了新的基础的。一方面，非物质性劳动相比于先前的劳动形式与协作关系构成了一种不同的、更加密切的关系，协作关系、通讯交流和协同融合关系的建立是内在化于生产过程本身的，因此，它们也要完全依赖于劳动主体。另一方面，非物质性劳动的产品与其它劳动形式相比是不同的，它的产品是劳动本身，并在许多情况下，它一出来就是社会化和普遍性的。相比于生产汽车和打字机的劳动，生产通讯交流、情感关系和知识的劳动更能够直接扩大我们共同享有的领域。在上述两种情况下，生产都更加明显而直接地变为主体的生产和社会本身的生产。换句话说，非物质性生产霸权导致的劳动的进一步抽象化也意味着劳动的更大社会化。共同基础的不断建立，以及不同生产方式的日益趋同，减弱了从性质上将不同劳动者区分为不同阶级的基础，因此，也为我们称之为诸众（multitude）的劳动者形成一个共同的政治方案创建了基础。
后社会主义方案，或，在社会主义中，什么因素已经死去，什么因素仍然活着？
对于当今生产方式变化的分析为如何重估社会主义传统的政治和经济策略的一些核心方面提供了一个优势的制高点。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所有基于发展阶段论或不同发展时间观的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的战略已不再有效。实际上，这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观念是完全照搬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也许有人会争辩说，这种战略在过去是有效的，但很明显，它在今天已不再有效了。这从我们以上对非物质性劳动霸权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确实，在当今的全球经济中，也存在等级制和劳动的分工——但这些不同领域却都是在同一时间下起作用的，它们在与全球体系互相起作用时，相互之间并不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关系。在这儿，发展有一种不同的含义；经济发展先于生产的进一步社会化，并生产出共同关系、通讯交流的循环和协作关系。实际上，在今天，如果没有生产的社会化，就不会有发展。如此说来，社会主义中死亡或失效的因素首先是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翻版过来的过渡（transition）观念。
其次，这些经济变化也拆毁了所有国家控制的集中化和权威化机制的基础（我们还应指出，经济发展中的国家控制能起进步作用这一观点，也是从资本家对劳动的组织中学来的，并以此作为追赶资本主义发展的手段）。今天，经济的水平线只能依靠一套共同商品来直接支撑。因此，我们得寻找到一条道路，以脱离从外部决定社会商品分配和投资规则的社会主义范式，而走向一种基于生产的社会化这一共同先决条件的观念。换句话说，我们应从权威化和集中化的社会主义实践走向经济自我管理的实践。
如上文所说，从对全球经济变化的分析出发，我们能认识到进行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全球经济中非物质性劳动的霸权已经使得国家控制的旧模式不再有实行的可能。但我们也应强调指出进行这一转变的政治必要性。这要求我们本着一种追求政治和民主代议的观念和体制的目的，对国家形式本身进行深入的思考。这就意味着，当我们抨击资本主义形式的国家控制（及其可怕的新自由主义式的排列方式）的时候，我们也应批评国家社会主义发展出来的那种国家形式。这当然远远超越了对苏联集权模式的简单批评，而需要我们重新考虑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特性，如探索新形式的民主代表制。
社会主义传统中仍然活着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与生俱来的对民主和平等的追求。在其已经出版的英文版论文集《中国的新秩序》（China's New Order）中，汪晖已非常精彩而清楚地阐明了，以社会主义为目标而进行的斗争历史告诉我们，民主的要求是不能同对社会平等的诉求分离的。当然，正如他所说的，消除“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的毛主义方案，以及旨在消除无数社会等级，包括男女之间的等级、种族之间的等级、世界不同宗教之间的等级等等的斗争，在今天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制定一个后社会主义政治方案，那么，首要之处就在于在国家和全球的范围内发展出一种民主的新观念和新机制，而且，它是能将争取平等的斗争统合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