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帝国与后社会主义政治
作者：麦克尔．哈特 安东尼奥．奈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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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能在世界各地不同地区发现大量形式丰富、充满希望的反对帝国的资本主义全球秩序的斗争运动。这些运动建立在社会主义的遗产之上，并有自己的新方向。许多政治斗争的目标可能只是具体性、地方性的，但一旦爆发，则马上触及全球权力结构，触及整个帝国的本质。例如，我们可以看看印度反对计划在讷尔默达河（Narmada river）上建造大坝的运动。这显然是一个地方性和国家内部的问题，与土地所有权、国家债务、国家财富的再分配等问题有关，但抗议者马上又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世界银行，因为正是后者在支持这一开发项目，并贷款给印度政府。我们也可以看看墨西哥恰帕斯州的萨帕塔运动（Zapatista）。这里，关注的问题也是地方性和属于国家内部的：反抗种族主义者对原住民的迫害、土地改革、争取法律权利以及在墨西哥社会中的代表权。但是，萨帕塔运动从一开始就也是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他们认识到自由贸易区的新自由主义建构是如何在背后支持墨西哥的国家政策的。在这些斗争者的行列中，我们当然还应加上巴西的无土地者运动、玻利维亚的本土运动，以及欧洲和北美在“反全球化”旗帜下进行的各种反抗运动（实际上，汪晖也曾指出过，中国的1989年社会运动与全球的这一斗争网络是有“内在联系”的）。
当我们考察这些斗争运动，以及在全球各地开展的与它们相似的无数斗争运动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认为它们都是互相孤立，没有内在联系的，因为每个斗争关注的都是具体的地方性问题。但我们也应认识到，事实上，它们共同（不是作为最低的公共特征，而是作为最高的共同愿望）完成了全球民主的建构，或者至少促进了基于社会平等基础之上的全球系统的民主化进程。也就是说，每一个斗争都从不同角度不仅对其所在国家的非民主体制提出了挑战，而且也对全球帝国本身的非民主特性提出了挑战；每一个斗争都发出了不平的呐喊，提出了对民主和平等的要求。
在制定一个后社会主义的方案中，这些运动是一个可供利用的资源。但是，很显然，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东西。发展一种全球民主的机制，而且还要牢固地形成全球民主的观念，这是一件极为艰苦的任务，需要我们广泛吸收各种资源。
地缘政治和地区新政
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个高目标——作为一个后社会主义方案的全球民主和平等，在结束这个演讲前，我们还想谈谈一个较低一点的目标，并提出地区政治方案这个问题。在我们看来，地区主义方案在帝国内有两张不同的面孔。在此，有必要回到我们在开始时已做了解释的帝国中君主式力量和贵族式力量这个简单化的观点，因为地区主义的问题是与贵族体制这一问题有关的。一方面，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帝国模式的地区主义，在这种模式下，地区性的贵族因素与君主式力量忠诚协作。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化（但却有用）的例子，即美国政府是如何卷入每个地区性的贸易区和地区性的军事联盟中的。沿着这些线索，每个地区联盟都有待美国的最终构成——欧洲的地区联合要由欧洲国家加上美国构成，拉美的地区联合同样包括拉美国家再加上美国，东亚的地区联合也如此，等等。这就是当今坚实地支撑着帝国稳定性的地区主义的现实。
然而，另一方面，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地区性的贵族性因素（民族国家以及地区经济力量）不是与君主式因素协作，形成联盟，而是与诸众（multitude）协作，形成联盟。这样的联盟就可能构成一种地区“新政”式的东西，即形成这样一种妥协，贵族力量给予诸众政治和经济的利益，以发展生产力，扩大自己的利益。这一地区主义的面向有可能从帝国转向，走向一个不同的方向。换句话说，这种地区联盟不是加强帝国的秩序，而是可能形成反帝国战略的一部分。当然，我们也应牢记，地区贵族力量与诸众在利益上绝不可能一致。这样的地区联盟只能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诸众必须致力于他们自己的目标。
在当今世界，关于这种地区联盟，我们可以举拉美南部圆锥体共同市场（Southern Cone of Latin America），尤其是巴西和阿根廷之间的联盟为例。从拉美的例子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地区新政应同时涉及两个发展：制定民主的国际和全球政策（包括对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进一步提出试验性的挑战），同时也要制定民主的国内政策（包括财富的重新分配、土地改革、新的劳动政策，等等）。外部的民主化诉求与内部的民主化改革是不能分离的。拉美的例子富有启发性，至今为止，它们只是迈出了很小的几步。在当今的条件下，我们也绝不可能明确地提出一个民主化进程的具体步骤。
今天，在结束这个演讲的时候，我们还想与你们探讨这样一些问题，即在何种程度上，这样一种地区新政在中国是可能的？在何种方式上，这样一个进程已经开始了？中国内部争取平等的民主化斗争的进程能够认同为与东亚民主的地区方案同步，并在帝国的全球体系内部提供了一种替代方案吗？在何种程度上，社会主义遗产和共产主义国际主义传统为中国提供了投入这样一个进程的财富？中国的内部运动可以与我们上面提到的争取全球民主的各种运动，如旨在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运动，富有成效地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吗？
你们都比我们有资格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但我们认定，因为其特殊的经历，在任何旨在反对帝国统治和争取全球民主的地区联合的方案中，中国应该处于一个特别有利的地位。
(本文为作者2004年5月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麦克尔·哈特，学者，现居美国西雅图。主要著作有《帝国》（合著）、《吉勒斯·德勒兹》等。
安东尼奥·奈格里，政治哲学家，现居意大利。主要著作有《帝国》（合著）等。
何吉贤，学者，现居北京。曾在本刊发表《一场资本主义的辩护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