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改革基本逻辑的面子和里子
作者：黄纪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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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于发展和效率，除了少数回国寻根或散心的华裔，我想绝大多数海内外中国人是有共识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发展？如何提高效率？中国的强势阶层提供的答案是“拉开差距，强化激励”，即这些年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里应外合、知识精英从旁鼓吹的以扩大社会不平等为手段提高效率的改革逻辑。近三十年过去了，“拉开差距，强化激励”这几个字依然写在许多改革红头文件的第一个自然段里面。如今应该对这样一个逻辑，对它理论上的正误，实践上的得失进行一次认真的盘点了。
这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0年以来入住大家意识和潜意识的改革逻辑，或平等=低效、不平等=高效的关系式，是怎么来的呢？要搞清这个问题，需要大量的社会心理调查研究。我们没有这个东西，只好就个人的观察或阅读做一些假设。我想它的来源一定很多，例如1977年恢复高考所触发的奔腾形势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又如日常生活中人们往上爬向前奔时的亡命徒劲头，也都有目共睹。不过以下几个来源似乎是比较共同的，因此可以作为分析讨论的公共平台。第一个是传统的性恶观，第二个是“文革”后期的经济形势，第三个是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农村改革的成效，第四个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这些事情通过记忆和印象形成奥维尔所谓的“情绪概念”，然后被意识形态化，便成了平等／效率的公理。以下分别论列。
性恶观是对迄今人类基本社会关系的客观描述。出人头地、比别人混得更好，这的确是人类一种异常普遍而且相当稳定的心理倾向。它不但构成了社会不平等的人性基础，也构成了或许最重要的人生意义，并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恒久的动力。不过，传统的性恶观有一个重大缺陷，那就是它往往排斥平等主义，往往把平等主义社会主义之类推给性善观，好像主张平等闹社会主义的都是些良心过剩、悲悯过度的半疯。其实，就平等／不平等而言，想超过别人与不想被别人超过，想压迫别人与不想被人压迫，是一枚钱币的两面，它所根据的，都是“恶”的人性。在“人性”的层面上，个人主义与平等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对立的统一，并无本质的区别——倒是共产主义要求新的人性。因此，从人性逻辑上说，如果拉大差距能加强激励，那么缩小差距也能；如果不平等能提高效率，那么平等也能；如果资本主义能促进生产，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下层人民解放后获得了当家作主——甭管真假——的感觉，于是干劲高涨，效率随之上去了，这在各种当年和日后的资料中都有不经意的记录。国外也是这样，例如日本丹麦企业中的平等主义传统使一般技术工人乐于贡献才智、勇于进行技术或工艺创新的情况，也都有实证研究。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是平等更有激励作用还是不平等更能带来效率，要结合其它条件做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尤其不能意识形态化。所以说，以传统性恶观为基础的不平等=效率的教条是片面的，有缺陷的。
“文革”时期生产的低效，是当时大多数人共同的感受经验。最近有些研究证明情况并非如此，也不能说毫无道理。但为了说明问题，我假定情况就是如此，假定当时的国民经济就是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我要问的是：那时的经济低效真是所谓“大锅饭”也就是所谓“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造成的么？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计划模式的僵化，管理制度、责任制度的松弛，9·13事件对信仰体系的瓦解，以及随之而来道德动员能力的低下，这些因素对激励产生的负面影响，对效率造成的直接损害，应该怎么估价呢？另外别忘了“文革”的别名是“十年动乱”，“文革”头几年武斗派仗的影响不可能即收即无，它肯定会对国民经济造成迁延性影响。更何况“文革”后期评法批儒批《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虽然比不上开枪开炮，但对正常的生产无疑构成严重干扰。总之，当时经济的低效是各种宏观、微观过程的结果，这里面存在着复杂多元的因果关系。要许多因素搅拌在一起才能合成出一个高效或低效来，哪儿像爹加妈就等于儿女那么简单！我举个个人的例子，1976 年我在工厂劳动，我是属于吊儿郎当一流的，周围也有一批诸如此类的年轻同事，我们当时私下传阅《第三帝国的兴亡》等“启蒙读物”，弹吉他也都是《外国民歌二百首》上的，做飞机模型是线条超前的协和式。当时觉得这么一个体制下就不应该好好干。但另外一些人，也包括青年人，尤其是工农家庭背景、思想没我们“开放”的，他们对毛路线还是一往情深，干活依旧热火朝天。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到，与计划体制配套的信仰体系的兴衰，在当时对于激励是有相当影响的。在我个人经验中它大概比分配制度更具有激励或反激励作用，但对更大的人口是否也如此，我就不知道了。简而言之，“文革”时期的低效也不能简单拿来为平等=低效的信条撑腰。
中国农村由人民公社改为家庭联产承包后五谷丰登牛羊肥壮，也同样不能说明不平等=高效。因为我们实在看不出联产承包通过了什么不平等，打破了什么平等而带来了效率的提高。农村改革始于安徽。1978年安徽大旱，眼看三年自然灾害把人活活饿死的历史又要重演，群众与领导串通一气赶紧分地，把生死存亡的责任和机会下放给了个人。这种大难临头、一人一块田的AA均田制，跟拉大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没有关系。它的动力与其说来自致富，不如说来自逃命。当然放眼全国，情况就更复杂些。我最近翻阅了段历史，发现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农村改革摧毁的与其说是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不如说是计划体制的瞎指挥。那时基层要的是自主权，种棉种粮上面别管太多。农民要的是自留地，是养鸡养鸭兜里能有俩闲钱。包产到户满足了这个需要，因而调动了积极性，提高了生产效率。这种激励机制和古往今来考科举的头悬梁锥刺骨做人上人完全不一样。另外，公社或生产队本身就是一个等级体制，我们去农村劳动，发现有的地方书记细皮嫩肉，而农民满脸褶子——十八岁完了十九，十九岁完了五十——看着就像两个种族。队长和会计构成乡村社会中的一、二等公民，压在最底层的是地富及其子女。当时生产队的低效在多大程度上来自对这种不平等体制的不满不好说，但官民矛盾构成中国传统社会一个基本关系，确是大家都承认的事实。此外，当时农村机械化程度较低，规模经营程度不高，农活基本上靠的是锄头镰刀加老牛，这样的生产方式的确不需要打钟集合，吹哨解散的农场组织方式。至于筑路修坝之类的公共设施，也用不着大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老凑在一块。包产到户恢复一家一户的小农传统，有它一定的合理性，而这种合理性，应该说是激励、效率的一个来源。再有，劳动与收入的脱节大概也是造成生产队体制低效的原因之一。生产队的庄稼收完了先交队里，由队里根据工分档次年底分给大家，而工分标准，谁定三分，谁定六分，这里面牵扯到权力结构，又很容易造成不公正。比如被定了八分的队长小舅子干活再不卖力，年底他还是按八分分红。而定了三分的普通农妇再玩命到头来也还是比人家矮半截。这很像今天的职级职称体系，一旦定了教授，干得再不好，也是三千六；定了助教，干得再好，也是二百五。业绩不能与收入直接挂钩，中间隔了出身、性别等等那么多“代表”，这怎么能不影响积极性？自留地的庄稼之所以长得格外茁壮，就是因为劳动直接反映在收入上。关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最近有研究指出它的平等主义性质。我们虽不敢据此就说，那一次是平等强化了激励。但也实在无法得出相反的结论来。我想起码应该有一种存疑探讨实事求是的态度。由于缺少这样一种态度，中国农村改革的成效，后来被意识形态化，成了别处搞强者哲学、走精英路线的一个根据。许多人一说起公平与效率的流行公式刚要摇头，但一想包产到户不就是资本主义么？资本主义不就是不平等么？包产到户不是把农村搞活了么？不平等不就对了么？于是头就不敢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