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改革基本逻辑的面子和里子
作者：黄纪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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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有一个改革逻辑在许多人包括一般公众、知识分子和官员的心目中安家落户。什么逻辑呢？就是以扩大社会差异为手段提高效率（发展）。这是理论的面子，还有一个利益的里子，那就是以提高效率（发展）为借口扩大社会差异。中国这些年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问题、矛盾和危机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追溯到这个逻辑上来。这次社科院专业津贴改革使我们再一次面对这个逻辑，并透过它的“表”看清它的“里”。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二十七年，这样一个日子口，与身边发生的事情一起，为我们反思二十七年的这个改革逻辑提供了良辰美景。
我们都知道，1976年至今的二十七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从1949年到1976的那二十七年的母体里产生出来的。但那二十七年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是从1840年到1949年一百多年的母体里孕育出来的。替改革开放认祖归宗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寻根，它应该有助于我们看明白那个改革逻辑的来龙去脉。
这就少不了要回顾一下历史。中国地理上自居一隅，文化上自成一格。我们守着黄河长江春种秋收了几千年，要是不受外界的干扰，我们现在的生活大概去明清不会太远。今天举行的应该是什么诗社的暮春雅聚，地点可能是子虚先生的“亦真亦幻阁”，也可能是乌有乡人的“听云听月楼”，反正不会叫什么“书吧”。山高水长的传统到一百六十几年前突然中断，那感觉就像一个人且歌且行，突然一个跟头偏瘫在地下，再起来便口眼歪斜、摇摇晃晃了。那一年，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处的欧洲，驶来一些由蒸汽机驱动的火轮，从这些火轮上发射过来的炮弹，智商虽然比不上今天美军的什么JDAM导弹，但毕竟代表了先进生产力，不但把中国军民炸得血肉横飞，而且把古老中华文明的政治经济社会基础给彻底动摇了。好在中国人当时虽然被炸，却没有被炸糊涂，他们对西方船坚炮利的解读就是自己要亡国灭种。不像世界上有些原住民，看见殖民主义军舰开来还以为是神仙下凡，顶礼膜拜的还来不及；也不像今天中国的一些年轻学者将贩运鸦片解作“自由贸易”；更不像马立诚先生著书立说，写些什么《日本不必向中国道歉》。那时的仁人志士一想到中国会沦落到印度、波兰那样的境地，就悲愤得“发为之竖，目为之裂，血为之沸”，欲“拔剑，砍地，奋身，入海！”“入海”更通常的说法是“蹈海”，英语法语里好像没有意味相当的词汇。这恐怕是被压迫民族的特色行为，就像巴勒斯坦人体炸弹一样，都属于弱者走投无路时的撕心一叫、拼死一搏。总之，1840年起中国被连踢带打拖入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这时起，中华民族的基本路线基本任务发生了根本转变。以往是在王朝治乱间维持简单再生产；如今要在豺狼虎豹的世界丛林中求生存。从1840到1949的一百年是这样，从1949到1976是这样，从1976到今天仍然是这样。各个历史阶段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考察利弊得失。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被迫进入的不仅是虎啸狼吟的丛林，也是一个井然有序的赛场。这个赛场的口号不仅是“落后就要挨打”，也是“落后就要挨骂”。挨谁的骂呢？挨自己人骂。来到这个赛场，我们便加入了一个比较体系，一个价值体系。从前有海洋、沙漠、高山四面围着，高墙深院里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除了《山海经》里的怪物，横向实在没有什么好比的。于是便跟传说时代的葛天氏有巢氏比一比人心纯朴、世风浇薄之类。这样的比较弹性很大，不像人均GDP、国民手机拥有量之类净是些硬梆梆的指标。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机制，就是从跟祖宗比——其实也就是没的比——变为跟邻居比。所比的内容则由比道德伦理变为比财富物质。清末的一位叫吴稚辉的老秀才将上海公共厕所的粪坑跟伦敦旅馆里的抽水马桶做了特别不宜在吃饭时阅读的生动比较之后，认为中国的一切“放屁放屁，真是岂有此理”，出路只有跟着西方发展物质文明。可以说，在中国，一百六十年来，任何政权、体制、方针、路线，它们的合法性都首先取决于这种横向的比较，比好了就得民心顺民意；比不好就得挨骂，就得被自己人轰下台来——还不光是外面要打进来。
毛时代的二十七年一开始真是光芒万丈。一百年的积羞积辱积贫积弱，在“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回声中化作满天云霞。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洗雪了百年屈辱，完成了“救亡”的初步任务，还为“强国”，为中华民族在世界体系中挺胸昂头甚至出人头地提供了空前的机遇。后来的合作化、社会主义改造、超英赶美、大跃进等一系列路线政策，其实都是大体或部分围绕着这个强国的总目标展开的。后来毛的思想和实践偏离了这个目标（他的理想和实践的确不应只放在发展效率的秤盘去衡量，还应有更宏远的尺度），于是便有十年“文革”。到了“文革”后期，老百姓，特别是知识阶层和干部阶层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中国虽然在社会关系上属于解放别人的人类前三分之一，在经济发展上却属于待解放的人类后三分之二。于是便发生了1976年的沧桑巨变：老百姓目送周恩来的灵车载着“四个现代化”的希望驶向了八宝山，不但涕泗滂沱而且悲愤填膺。过了大半年，毛泽东便在凄风苦雨中结束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四人帮”随即被撅胳膊撅腿儿扔进了葬坑。北京倾城游了几天行。其中一天的上午，我站在金水桥附近的长安街边，远处站立着“由此上溯到公元一千八百四十年”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眼前是如长江黄河般奔腾的人流，扩音喇叭里播放的“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此走向繁荣富强”的乐曲在心里久久回荡。当时想想背后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真是感慨万千，他老人家二十七年前为另一个时代送行的诗句“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到此正可用来告别他的时代，他的二十七年。当代的“发展”或“效率”主题，就是这样在几乎全体人民的拥戴中诞生或“复辟”的。它与1840年以来的“保种”、“救亡”、“图强”、“跃进”、“赶超”、“四化”以及后来的“翻番”、“崛起”、“复兴”、“硬道理”等等一脉相承。这个主题是被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席卷了的世界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共同宿命——对于后发国家它尤其艰难悲辛。没有谁可以在桃花源里我行我素，自得其乐了；所有人都进入没有例外的赛场，登上了没有尽头的跑道。人家有录音机了，你也得有；人家有洗衣机了，你也得有；不但要有，而且要赶紧，不能慢；慢了，人生就是失败的人生，路线就是失败的路线，政府就是失败的政府，制度就是失败的制度，人民就是不满的人民。改写这个比较体系价值体系曾经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宏伟抱负，但同时也是它的沉重包袱。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体制模式今天回过头来看，还承担不起这个任务。它所能做的，大概只是为受压迫民族实现经济发展提供一种齐心协力的政治、经济组织方式，使它们在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中尽快混出点“人样”来。毛时代成败的转移正在于此。你想想，在狼奔豕突的发展跑道上，其他早早动身的健儿一丝不挂而且马不停蹄，我们大包小包又是继续革命又是反修防修，怎么跑得过人家呢？于是才有邓小平出来，把中国的船头重新对准发展与效率。这个调整，用官方的话说，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我对这个太极图的理解，就是以发展／效率为主，以政治控制社会控制为辅。这样的解读也许不精确，但比起一些流氓的解读起码要正确。重新确立的发展/效率路线，其合理性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民族国家的基本关系之中：只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还在，只要民族国家还在，那么我们就只能承认发展／效率这个比赛规则，尽管一些有钱人已对上气不接下气地更新手机更新电脑更新汽车，以及水泥丛林一样的城市产生了一种叫作“现代性焦虑”的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