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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基本逻辑的面子和里子
作者：黄纪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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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垮台，大家对平等效率关系的认识就更草率了。学术也喜欢搞成王败寇：成了鸡犬升天，败了满门抄斩。“文革”失败，看我们的学者跟刑侦队长似的上天入地忙得不亦乐乎，不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中国自上而下的汉字书写方式，就连横亘在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唐古拉山、巴彦喀拉山也都被他缉拿归案。就说苏联，它的起点是一个破败的沙皇俄国，却居然用几十年时间一跃而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其效率一度是不低的。中国1950年代和1960年代前期工业的快速发展，情况与此相类。无论是盛还是衰，我想都存在着国际国内历史当代的复杂因果关系。但大家谁有耐心去做细致的分析思考，不过是迷里马虎这么一觉得：社会主义不就平等么？苏联不就社会主义么？苏联不是玩完了么？玩完了还能有效率么？于是平等跟低效在这种水蒸气一般的“思”路里走到了一块。我这么说丝毫没有要丑化谁的意思。人类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思考动物，而是感觉动物——弗洛伊德的伟大贡献就在于强调了这一点。他们凭模糊的印象而不是周密的分析去判断事物。知识精英本来应该开动脑筋多想想，不愿意想就睁开眼睛多看看，看看周围的现实。但也不知这些人怎么看的，厉以宁居然看出中国当前的问题仍是平均主义大锅饭！
三
平等=低效、不平等=高效的公式就这样从半残的性恶观和没捋明白的实践经验中莫名其妙地诞生了。它的诞生过程虽然稀里糊涂，可诞生后的风格却和大马路上常常响起的警笛一样斩钉截铁，坚定不移。每当强势阶层把公有财产往他们家运的时候，这警笛就响起来了；每当他们把劳动者轰下岗轰回家轰离祖祖辈辈的土地轰离要让他们大发特发的开发区的时候，这个警笛就响起来了；每当他们吃饱了出来溜达溜达顺便恶心恶心老百姓的时候，这警笛就响起来了。强势阶层的掠夺计划、强盗集团的作案规划都是先翻译成这个公式，翻译成“拉大差距、强化激励、提高效率”的硬道理，然后再塞给本来应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改革开放大业的。这个被神化成公理的平等／效率逻辑为中国实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崛起的总目标指引了一条对外倒还和平、对内却不公平因而也就不太平的路径——希望学者们研究中国“和平崛起”的同时，也筹划一下中国的“太平崛起”。一味拉大差距的确能产生而且已经产生了强大的“激励”效果。历代革命造反拦路抢劫罢工示威破坏机器，其中十有六七不都是拉大差距“激励”出来的么？远的就不说了，就说这一年四五万起的群体性突发事件，起码有三万五是被社会差距激励出来的。不能不说这样的激励产生了效率而且是惊人的效率：一分钱不投入就能产出跳楼烧楼炸楼，这效率还不惊人么？不能不说这样的效率创造了GDP：保安产业发达了，保镖产业兴旺了，精神病医生不愁没饭吃，心理咨询所不愁没钱赚。
这个平等/效率逻辑在今天占据的是不容置疑的准宗教迷信地位，强者有它保驾护航，豪夺巧取，忙得风风火火。弱者见了它只好哑口无言，怨自己命不好。千万别轻视“理”的作用，人从来都是依理行事，从来都是按照观念为人处世的，真的四脚落地做豺狼秃鹫，像非洲的皇帝那样随便吃人，在人类社会也不好混。希特勒虽然灭犹太人就像灭鼠，但也得配备一套美轮美奂的理论。所以必须和他们进行一场观念上的周旋，必须把理讲清楚。当然，强者的一个优势就是不跟你讲理，你条分缕析跟他掰扯道理，他却烈士似的对部下说：瞧，阻力来了吧，让我们化阻力为动力，加大改革力度！提高改革速度！！尽管如此，我们也还是争取把道理讲明白。
四
所谓月印万江，社会科学院此次专业人员津贴制度改革，重复了已被重复了无数次的中国改革逻辑：以扩大社会差异为手段提高效率，或更真确地说，以提高效率为借口扩大社会差异。
这次改革把专业人员分为十一等——比中国社会十等的通常分类略胜一筹，最高的特等与最低的初等收入差距在十二倍。坦率地说，这个差距并不比其它地方的大甚至还要小些。难怪有朋友说，社科院够文明的了，我们那儿改革，钱就不说了，给当头的都改成一人俩办公室仨电脑，而领导端架子根本不用电脑。现在国企老总百万年薪制，四川的什么厂长愣给自己定了年薪千万，那又怎么样啊！
这次改革面上绣的是“拉大差距，强化激励”，里子写的却是“弱肉强食，损不足奉有余”。关于这一点，看看首尾两头就清楚了。上头的一等，就我所了解的情况而言，大都归了所级领导——不是领导包了一等，就是一等包了领导。这里我们要注意一点，评谁一级评谁二档的决定权在领导。也许有人会说，领导没准儿都是最杰出专业人员呢？举贤不避亲，人家这是带头建设实事求是的学风政风呀。没准儿是，但没准儿不是呢？再说那10％淘汰的，是这么一些人：长期病号，一个单位若有10％这样的职工那就谢天谢地了；若没有，用新分来的学生填；填不满，就只好辛苦图书管理员电脑操作员了，谁让他们学历最低地位最低呢，反正都低习惯了就再低一回吧。
这次改革由上层制定，交中层执行，让下层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本来是十足的长官意志衙门作风，却又加了一个“公投”——就是让每个人评每个人谁该几等——颇引起误解。有人说，你又让群众投票，又不公布结果，又由领导拍板，又说其实都是群众意见，你这不是伪民主吗？你这不是强暴了人家还让人家叫床吗？据我看，这年头的改革家未必有闲情逸致把强奸现场布置成新婚洞房，蜡烛香水地营造浪漫情调。他实在是出于利益和权谋的精打细算。第一，让群众斗群众，可以转移矛盾，缓解对领导的压力。第二，由领导拍板可以保护自身利益，否则真被群众投进10％，这改革还有什么搞头？第三，投票结果保密使领导进退自如：票若投到他们心坎上，就把纸捅破，让它变成公开的秘密；若不合他们的意，就说民意跟我们的意思“大体”相符，你再问究竟，他说上面有纪律。至于院里派来监督的，有人怀疑他们根本不认识字，起不到“监票”作用。我想人家字肯定是认识的，但认识又怎么样？他们不过是上面领导发给下面领导的一些道具，下面领导有了这道具戏就好演了：他可以对群众说，院里派人来，咱想体贴群众变通变通可办不到啊。他还可以说，票就是这么投的，不信你问院里来的人，他们监的票。院里来的小悟空已变回孙大圣身上的毫毛，到哪儿去找？
这样制订这样推行的改革，效果可想而知。差距倒是拉开了，但效率在哪儿呢？由于收益不能跟业绩直接挂钩，而是跟比贵族世袭制灵活不了多少的职称等级——有的所再加上职务等级——挂钩。没有起点平等，它凭什么“激发”积极性呢？上面的觉得谁让咱八年前就评上公侯伯子男了呢，多拿是应该的。下面的觉得我力没少出，活没少干，凭什么拿这么少？那好，以后单位的活能不干就不干了。某所的一个朋友说，名次公布出来以后，群众之间，群众与领导之间，大家觉得彼此都成了债权人或债务人。办公室里有种一触即发的气氛，都觉得什么人会抡什么人一个耳光。评了一等的想请二等的吃饭，不敢开口；去上厕所看见三等的正在里面提裤子，连忙收回便意拐进别的屋子。另一个朋友说他们那儿结果出来以后，大家彼此冷冷的，淡淡的。我们那儿有个业务辅助人员，工作应该说算勤勤恳恳，一辈子都交给这个单位，再几年就退休了，这次因为职称低，和刚分来的毕业生划在一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感觉明明写在脸上，周围同事都感到寒心。总之，洪水过后，一切仿佛照旧，但屈辱就种下了，隔阂生根了，矛盾发芽了。难怪有的所领导说，到此打住吧，再往下改我就该跳楼了！由体制强力推行的改革，通过无视社会公正，破坏人际关系，损害的恰恰是效率。刚才提到的某办公室那个要抡没抡的耳光其实是抡了，不偏不倚，正好抡在社科院改革方案的逻辑起点上，正好抡在平等=低效、不平等=高效这个已成为作案工具的教条上。
（此文为作者2004年4 月在乌有之乡书吧的讲演）
黄纪苏，学者，现居北京，曾发表论文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