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Ｌ县见闻
作者：王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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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似乎也不完全对。X家坳镇上，就有一所“民营”的“楚才学校”，任课的都是附近几所中学的最好的老师，听讲的也都是从这些学校选送来的成绩靠前的学生。砂土地操场，一幢灰色的旧教学楼，二层楼梯的转角处，立着一面长方形的“正衣镜”，镜框两边分别写着：“每日三省可以正衣冠，晨昏颂读可以正人心”，仿佛与校名呼应，颇有一点气势。八月中旬，上海还在放暑假，这里却已经开课了，三十多度的气温，教室里坐满了人，热气直溢出窗外。我看了一楼的几个教室，在黑板前比比划划的，都是三十来岁的男教师，神情自信，手势和声音都很大。同行者中有刚从上海某重点中学毕业的，仔细看了黑板，说：“除了英文，别的课程一点都不比我们学的容易。”
本地的熟人介绍说，这里的学生，大多仍将学籍挂在原来的学校（例如X家坳中学），在这里读完了，再回学籍所在的学校参加中考或高考。“那学费怎么交？”“当然要高一点了，一般高中，每学期的学杂费，加上生活费，不到两千元，这里是两千七八百元。另外，‘楚才’向学生学籍所在的学校，每人付一百元。”民营学校在资格上受限制，不得不曲折行事，这我能理解，可是，那些学校怎么肯听任自己的优秀教师在这里上课呢？在教学楼的入口处，挂着一块小小的黑色大理石铭牌：“世界银行资助项目单位”。这么一个自己都不大能堂堂正正招学生的民营学校，居然拿到了世界银行的资助？真是拿到了，为什么铭牌那么小？我更觉奇怪了。
直到离开L县的那天下午，在县城第一中学，我才解开了这个疑问。县一中的一位老师听我谈到楚才学校，咧嘴一笑：“那不是民营！那是几个公立学校合起来办的，用民营的名义，集中好的生源和老师，提高升学率，也可以多收学费……”原来如此！那些骨干教师，其实是各自学校派出来的。L县一直是贫困县（脱贫还不到两年），那些合办楚才学校的公立中学中，完全可能有一所曾分到一点世界银行的资助款，既要用这个名目，名义毕竟不大正，那块大理石铭牌的小尺寸，也就可以理解了。“那么，有没有真的私人投资的民营中学？”我问。“有啊，西门就有一所，可老板不敢大投入，师资和硬件都差，招不到多少学生，你才开张，报不出升学率，一般家长自然不敢送子女来…… 据说去年亏了一百万！”
说到高考升学率，最硬气的自然是一中了。我们一进学校的主楼，劈面就见一张大表格，覆满了整整一面墙，上面密密麻麻列着被各地高校录取的本校毕业生的名单。第一至第三格分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引我们参观的教研组长语气十分自豪：“我们每年都有一两个学生考进清华、北大的！考取本科的比例？百分之九十以上！”
一中的气氛的确不一样。校园中心是一个标准尺寸的椭圆形操场，修整得干干净净。隔着操场正面相对的，是红砖墙面的四层的旧教学楼，和用六百万元新造的五层的主楼——因为用了香港富商邵逸夫的一百万元，所以也叫“逸夫楼”。敞亮的大食堂的入口上方，四个大字：“膳食中心”。东北角的女生宿舍，是用教师宿舍改建的，粉红色的马赛克外墙，细格子的不锈钢防盗栅栏，网住了从一楼到顶楼的所有门窗和阳台。是午后一点多钟，太阳火辣辣地晒下来，校园里满是学生，眉清目秀，夹着书本匆匆而行，一会儿都不见了。“也是提前开学了？”我问教研组长。“是，已经开学了。放假也晚，整个七月都上课的。”他又笑着补充一句，“这里不大管教育部的那些规定的。”
作为L县升学率最高的学校，一中显然不愁生源。教师的收入也不错，据说教毕业班的，一年能有三万元。教师的办公室外面停了一长排摩托车，其中有一辆本田牌的，漆色鲜亮。但是，学校仍然缺钱，“县里的拨款只能满足学校的一半需求，剩下的一半，就要靠自己想办法了。”教研组长说。办法之一，就是办在学校边门五十米之外的“育英学校”。老师都是一中的，收费则视学生的中考分数而定，比一中的录取线低五分的收多少，低十分的又收多少。平均下来，高中生一学期的学杂费是五千元左右（一中是两千元，一点不比上海的名牌学校少）。“伙食费呢？”“一般一个月两百块吧。”我一算：“那在育英学校读一个高中，要花三四万哪！”
尽管如此，许多想进一中而进不了的学生，还是去了“育英学校”。“这和上海一些重点中学的做法差不多了。”我说，“是呀，你政府不给钱，叫我们怎么办？”教研组长头点得理直气壮。
出于职业兴趣，我每见到一个中学语文老师，总要问他：“你的学生课外读些什么文学名著？”在X家坳中学，得到的回答是：“我们这里……主要还是读课本上的那些文章，其它的不大读。”那位老师进一步解释，“语文是比较空的东西，真要学好，考出高分，很难的，同样的精力放在别的课程上，效果明显得多——这一点学生都知道。”别的几处地方，回答也都是如此。不过，在一中那幢红砖楼的一楼东头的一扇门边，我却看见钉着一个绿色的小木箱，上面写着：××文学社投稿箱。
乡镇书店
三里畈有四家小书店。三家是私人的，格局差不多，单间的门面，却很深，两排长书架，靠近街面的都是簇新的“教辅”书，靠里面的是别的书——所谓“别的”，主要是文学类，《安娜·卡列尼娜》、《池莉中篇小说选》、《三国演义》……“老板，你这些书，”我指着文学类的书，“卖得快吗？”“不好，销不动的，没什么人买……”连着两位老板都这样回答。看我神色有点失望，陪同的那位税务朋友说：“我在旁边，他们都不会说实话的，怕我加税。下一家你自己去看。”果然，第三家的老板，一个看上去才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回答得很爽快：“有人买！附近中学的学生来买，我一般四、五月份进书，到第二年春节，总能销掉两万块钱的书！”一年能卖出一千多本文学类图书，有这么多？
第四家挂着“新华书店三里畈营业所”的大牌子，我老远就看见了。可走近一看，那大牌子下面的主要的门面，已经用来卖服装了，旁边剩下的一间，才是书店。书架上稀稀拉拉没多少书，几乎全是“教辅”类，一侧的一个格子里，倒是有几本文学书，其中一本是《普希金诗选》，封面上一层灰，翻到版权页一看，竟是1986年出版的，定价：0.86元。
我去过的另外三个比较小的镇，包括X家坳，都各只有一家小书店，而且都挂着新华书店的牌子。情形也都和三里畈的那一家相似，门面相当宽，却几乎都只是卖教辅书。最典型的是X家坳的新华书店营业所，很大一间铺面，差不多一半的地方都堆着教材和教辅书，捆成一个个纸包，从地上码到一人多高。中年的女店员（承包人？）从空荡荡的柜台后面走出来，很勉强地应付我的问话：“我们是国营的！你是哪里的？大学老师？我有什么好担心的！……”最后，见我问个不休，她索性截断我：“你把身份证拿给我看看！”
幸亏我只遇到一个如此警惕的人。在中学的教室和宿舍里、路边的商铺中、同事的亲戚家，我都有机会从容地了解学生日常看些什么书。在L家湾附近一个村庄的兽医站里，主人见我对放在柜台上的课本发生兴趣，就进里屋又捧出一叠来：“这也是我儿子的。”不用说，所有这些场合，我看见的全是课本和教辅书，惟一的两本非教材书，一本是《红楼梦》（就放在那个兽医站的一叠书的最上面），另一本是当代作家路遥的《人生》，封面上都清楚地印着：“教育部推荐中学生阅读书目”。
在楚才学校的一间空教室里，我逐一查看那些整整齐齐摆放在课桌上的书簿，发现每一叠都夹着不止一本教辅书，我立刻想起了X家坳新华书店里的大堆的纸包，和X家坳中学那位语文老师的话：“我们这里……主要还是读课本上的那些文章，其它的不大读。”我更记起了三里畈的那位年轻的书店老板，当我问他：“都是学生来买你的文学书吗？老师们呢？”他笑了，仿佛是安慰我一般地说：“老师也有来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