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Ｌ县见闻
作者：王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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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宾馆
从L家湾依盘山公路往东北走大约七十里，有一处名叫薄刀锋的山岗，松林茂盛，山虽不高，但沿一里多长的山脊走一遍，还是很有些险峻的感觉的。在朋友W的陪同下，我们也去爬了一次，还得他照顾，住进了薄刀锋下的天堂宾馆，“是这里最好的宾馆！”W介绍说。
宾馆果然不错，背山而建，前面正对一个向下展开的山峡，峡中用坝拦出一个水库，水面碧绿。我们是傍晚到的，宾馆的餐厅里人声鼎沸，不断有人来和W打招呼：这是×镇财政分局的×局长，那是L县税务局的×主任，那边一大群，是H市里来的…… 都是熟人。
天黑了，当地的一位局长——朋友W的“铁哥们”——在宾馆附近的一家小饭店设宴招待。饭菜摆齐了，我刚想伸筷子，主人和另一位陪者（当地的派出所长）却站起来了，高举酒杯——都是白酒啊，要与我的同事和W一干到底！这一圈刚完，门外约好了似的，又一个接一个进来端着酒杯的人——都是刚才打过招呼的熟人，笑嘻嘻地，但却是非干了不可地，径直向W伸过酒杯去。窗外漆黑，风里透着一丝寒意，我周围却是热气腾腾，热诚的眼神，红脸，不断擦汗，声音一个比一个响。朋友W偏过脸来，高声对我嚷道：“我们这些人，不喝酒的时候有正气，喝了酒有豪气，都是好朋友！……”
我是上海人，毫无酒力，对这样的不挟一口菜、先灌下几杯去的豪情，真是十分羡慕。不过，我也看出了，这样的豪气之中，还有别的东西在。一位也是从门外进来的敬酒者，四十来岁，长身白面，“在H市干税务的”，敬酒时就毫不掩饰地将一桌人分成了两等：和别人都是一杯见底，惟独对我那同事的两位旧同窗，如今是普通乡民的，他只瞟一眼，沾一下酒杯，就放下了，那两位本份人，则依然照规矩，一饮而尽。
酒酣饭足，一桌人三三两两往宾馆走。我身边是那位陪宴的高高的派出所长，看他三十岁都不到，却肥头大耳，胖得可以。“中国的老百姓就是素质差，不像人家西方人，以缴税多为荣！……”他很惋惜地摇头。忽然，一辆汽车亮着大灯在道旁停住，刚才饭桌上的主人已经坐在车里，说：县里的某稽查股长明天要来水库钓鱼，他现在下山去接，不能陪我们了……
我想起了上山前知道的一些数字：L县全年的地税是三千万元（国税是四千万元），县财政局另外还能收两千万元左右的税费（例如农业税）；全县财政收入大约是七八千万元一年。财政、税务、县委和县政府机关可以发足薪，但统计局、档案局之类就只能发百分之六十了……
晚上，同事回忆起和朋友W在中学时代的情谊和志向，对他和他的铁哥们的现状很担忧：“这人都不坏的，可就是这么吃吃喝喝惯了，住宾馆、钓鱼……什么社会责任、远大一点的理想都不想了！”他停住不说了。我和他同时意识到，我们也正住在这漂亮的天堂宾馆里……
一个问题
我是带着一个令我深深困惑的问题去L县的。这几年，“三农问题”逐渐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从政府到学界，主流的声音也越来越雄辩：要解决“三农”问题，首先必须大量减少农民——依据欧美和日本的现代化经验，走城市化的道路，让大部分农民变成城里人。可是，大批民工涌向城镇，城镇的接纳却愈益吃力，由此引起的种种矛盾，又迫使人们意识到，中国今天的情况已经与当初的欧美和日本大不相同：人口基数太大，自然资源明显匮乏，又无国境以外的空间可以转移就业压力。如果大批农民放弃了土地，却进不了城市，他们怎么办？这个社会又怎么办？于是，另一个主张提出来了：中国农村必须创造出适合自己条件的发展模式，应该将很大一个数量的农民留在土地上，在乡村——而不是城市里——创造新的生活。以我这样的“三农”门外汉的见识，我是很想赞同这后一个主张的。国情的不同是如此显而易见，全面的城市化并不可取。可是，在今天，要让大批的农民安心留在农村，这可能吗？或者说，国家和社会应该做哪些事情，才能使这个可能成为现实？这就是我的问题。
在L家湾，我第一次真切地设想：倘若政府切实地扶植农业、保障农民接受教育和医疗的基本权利，像我借住的这户人家，也就因此可以靠种地和养猪维持日用，还略有结余，付得起去镇上理发、购书、买衣鞋的费用，不用子女特别从城市接济，那么，这是不是一种可以留住农民的生活？在有些方面，它当然不能和城里比，譬如交通、货币收入、文化信息、卫生条件（我这主要是指厕所，若论一般环境的干净，至少L县的县城和三里畈、X家坳那样的镇街，是远不如L家湾的）。可在别一些方面：空气、水、食物的质量、听觉环境、人均绿色植被、资源的循环利用，等等，它都明显占优。还有一些方面，例如劳动（综合体力和脑力两种形式）强度、时间的自由支配度，则是互有优劣，难以比较。如果我们相信，城市和农村的一般生活形态，本就应该是不同的，那么，以中国目前的条件，像L家湾这户人家这样的生活（当然是在那些“倘若”能实现的前提下），是否就能使许多农民安心，成为他们在乡村创造新生活的扎实的基础？
在L家湾附近的一个叫作T家冲的村子里，我遇见一位不到四十岁、个子瘦小的党支部书记。他曾和村里的其他青年人一样，去上海打工。大约两年前，村（行政村，由靠近的几个自然村组成）里的党员们不满原支书的工作，将他缺席选成了新书记，他就回来了，还当选为乡人民代表。他骑一辆摩托车，一身泥尘，脸上是温和而歉疚的笑容：“对不起，来晚了，我正在那边搞修路的事……”我早已听说，为了从县里争取一笔拨款铺这条路（T家冲尚不通公路），他瞒报数据，将这个行政村做成了贫困村，为此自己少拿工资——在L县，村支书的工资是和村民的收入水平直接挂钩的。他一年多前就搭架子造新房了，可到我去的时候，房子还没完工：没钱。
虽然神情有一点腼腆，他却很健谈，坐下来说了没几句，就向我们介绍他近年向乡政府提交的两个提案，特别是今年的提案：“农村有文化的人都走光了，留下的人文化太低，所以要教育他们，我们现在有‘村村通’嘛，所以我提建议，要进行文化和科技普及，上课，我在村里组织过，来的人太少，白天大家要干活…… 所以我现在计划把上课时间改在晚上，吃完饭以后、睡觉以前的这段时间。所以……”他近乎滔滔不绝地说着他的乡村建设的计划，一旁坐着的他的大哥却隐隐露出不屑的神情。同事说，十年前他第一次见这位青年人（那时还只是普通党员），就惊讶于他的“呆气”——以一般村民不用的书面语言，热烈地谈论改造农村的计划。“十年了，还是这样子！好人！”同事很用劲地说。
我不禁也很呆气地想：如果四处都有这样的人，如果他们的努力不断取得成功，农村是不是就会比现在多一些人气，能收拢更多的青壮年农民的心呢？
但是，L家湾同时又让我明白，有巨大的障碍挡在前面。首先是自然资源，正像那个早晨我们在后山看到的，只有大部分的青壮年放下锄头和砍柴刀，去城里打工了，裸露的山岗才能恢复生机、郁郁葱葱，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农村残存的自然资源已经无力继续承受如此庞大的人口，不论前途如何，大多数的青壮年农民都只能前往城镇？可是，与L家湾的生活相比，城里人的生活不是更消耗资源吗？
另一个是今日乡村的主流文化。文化的一个基本表现，是日常生活方式，而L家湾及其周边地区，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强烈地表现出一种嫌弃乡村、向往城市的趋向。似乎只有年纪比较大的农民（例如我借住的人家的主人），还基本保持——并且习惯于——农家的生活方式，年轻一代的农民，即便从城里打工回来，住在乡间了，他们想要过的，却是一种尽可能像城里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