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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告别还是开始？
作者：刘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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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正如许纪霖在同一篇文章中描述的那样：“199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市场社会的出现和国外局势的变化，知识界内部发生了严重的思想分歧，这些分歧不仅是观念上的，而且也是知识结构和人际关系上的。到1990年代末，一个统一的公共知识界荡然无存，公共文化生活发生了严重的断裂，不再像1980年代那样，有严肃的公共讨论和一致的公共主题。无论是公共杂志还是知识群体，都出现了重新封建化的格局。……1990年代中国公共文化的消失，除了上述因素之外，更重要的乃在于同欧美1970年代以后一样，出现了知识体制的专业化和文化生产的商业化这两大趋势。”对此，他进一步分析道，“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市场扩张，使得文化的生产像其它消费品的生产一样，被强制性地纳入了市场的轨道，过去知识分子或者为神圣的使命，或者为表达自我而写作，如今市场只要求作者按照文化消费者的欲望而生产，并且按照市场的规则进行文化商品的流通和分配……”
的确如此，在这个商业化无孔不入地渗透进社会每一个细胞的时代，任何一个具有明确文化语义的话题或人物，都面临着被市场逻辑抽空、改写或符号化、消费化的命运。前几年张广天戏剧《切·格瓦拉》的引起轰动，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受市场逻辑支配的明显佐证。包括这次“中国五十名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评选活动以及媒体对苏珊·桑塔格去世的纪念热潮同样如此。在媒体公众的视野中，苏珊·桑塔格索性被塑造成了一个流行的文化明星和放浪不羁、性感迷人、深受小资们青睐的“文字浪漫主义者”，而对她作为1960年代批判知识分子的身份背景，始终对美国的主流政治持批判立场，尖锐抨击美国发动的轰炸前南联盟和伊拉克战争，并一直为美国政界所诟病的形象刻意淡化和省略。例如2001年5月9日，桑塔格在为她颁发耶路撒冷文学奖的典礼上，发表了题为《文字的良心》的演说，毫不客气地指斥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的野蛮行径，“除非以色列人停止移居巴勒斯坦土地，并尽快拆掉这些移居点和撤走集结在那里保护移居点的军队，否则这里不会有和平”。2004年5月23日，她在《纽约时报》发表长文《关于对他人的酷刑》，针对美军在伊拉克的虐囚丑闻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将美国士兵与萨达姆的行刑队，甚至纳粹军队相提并论。而在一篇《你一定要读苏珊·桑塔格》的文章中，作者用流行的美文笔调写道：“苏珊·桑塔格属于我们喜欢的知识分子行列，她能从个人经验出发，对现实进行判断，以其言论深刻介入社会生活，桑塔格更符合我们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所有期许。更重要的是，她还如此时尚，卓尔不群，让中国文人心醉神迷。”
请注意后面那句“她还如此时尚，卓尔不群，让中国文人心醉神迷”。这就是中国知识大众心仪的公共知识分子典范吗？但这显然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著名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而是经过改妆的文化明星苏珊·桑塔格了。当时尚同媒体权力合流，其对舆论和公众心理的塑造与控制就会上升为一种话语霸权，尤其当它以“民意”或流行的招牌出现时，更具有欺骗性、蛊惑性，许多严峻的问题和复杂的时代命题反而被遮蔽、搁置了。
这就是市场意识形态对思想进行裹挟之后所干的真正勾当。这种权贵资本与媒体的合谋，在当今中国的表演无疑是有目共睹的。而最为突出的例证便是刚落幕不久的那场“中国五十名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评选活动。尽管主办方在陈述评选动机时宣称：“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并不是一个按照时髦路数做出的排行榜，也不自认为拥有统计学上的精准和完美。我们的标准：一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二是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三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但我们通过公布的那份名单中，还是可以清楚地窥见其中隐含的价值偏向和取舍。在五十人中间，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两类人，一是曾经或正在活跃于媒体公众的文化明星，二是被称为“主流派”的一些经济学家。前者如王朔、金庸、余杰，后者如吴敬琏、张维迎、秦晖等人。姑且不论王朔这样以所谓躲避“崇高”和社会责任为写作目标的作家和余杰这样缺少坚实的专业背景，凭借某种煽情和向西方献媚式的政治姿态以及媒体和书商的炒作成为深受大众市场青睐的文化愤青，是否与评选主办方宣布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三项标准相符合，单就名单中那些清一色的鼓吹和推行新自由主义市场理论和价值观的经济学家、人文学者和媒体明星，就足以让人怀疑其客观性和公正性了。
大家可能对1990年代末期那场曾经影响和波及了中国思想界及公众社会的自由主义同“新左派”的论争记忆犹新。在我看来，这份“五十人公共知识分子”名单中，除了新自由主义的那几位代表人物，也许还应该增加以下几个人：作家张承志、韩少功、陈桂棣，艺术家张广天，学者汪晖、李陀、韩德强、王晓明等，而事实是上述人士中属于新左派理论阵营的几位代表人物无一入选，难道这不是一种刻意遮蔽和取舍的结果吗？从中我们似乎嗅到了一股浓郁的“媒体知识分子”趣味。但问题的症结显然不仅在于此，而是透露出当今中国思想界和知识公众头脑里弥漫着强烈的文化单边主义倾向和后冷战思维，这种倾向同西方的主流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而这种将西方价值观当作不容置疑和一劳永逸的“普世价值”供奉的倾向，同萨义德、德里达、桑塔格始终坚持从具体的历史语境出发，独立行使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立场，恰恰是南辕北辙的。
这份名单和关于公共知识分子讨论的热潮给我们的启示，也许像萨义德、德里达和桑格塔去世带来的心理震荡同样深刻。至少，它让我们认识到，在中国目前的语境下，由于公共社会的畸形发育，尚未形成一种真正具有民主氛围的社会对话机制，再加上权力与资本对舆论的双重渗透，使得中国的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要么附庸于那些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到国家决策层的企业精英用利益打造的丰满羽翼之下，要么就是活跃于各种同样为企业集团收购或控制的强势媒体的所谓“媒体知识分子”或媒体名人，借用许纪霖的话表述，这些媒体知识分子的身份是多种多样的：作家、艺术家、技术专家、人文学者等等，虽然看起来与过去的公共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区别，似乎也是面对公众，除了大量令人厌烦的插科打诨之外，有时候谈论的似乎也是一些严肃的公众话题。但媒体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区别在于，即使在讨论公共话题的时候，他们所遵循的，不是自己所理解的公共立场，而是隐蔽的市场逻辑，即使在诉诸批判的时候，也带有暧昧的商业动机，以迎合市场追求刺激的激烈偏好。
其次，这场评选活动引发的争议表明，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自身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不成熟，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与受各种利益集团牵制的媒体的关系过于亲密和暧昧，未能保持足够的距离，以至变得过分的明星化，从而使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身份变得可疑，影响了其承担社会责任的合法性。这提醒我们，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绝不应该仅仅停留于一种“表态”，更重要的还需要对事物进行鞭辟入里的判断和分析，而在中国催生一个成熟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也决非仅凭媒体造势能够一蹴而就的，还有赖于整个社会的共同参与和知识分子加强自己的身份建设以及整体素质的提高。
在这一点上，萨义德和德里达等人的立场和表现出来的高贵品质，的确值得我们奉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楷模。2003年9月30日，杜克大学举行了小规模的悼念萨义德的聚会。詹姆逊在会上简要地概括了萨义德的一生，称他是一位杰出的“巴勒斯坦知识分子、欧洲知识分子、大都会知识分子”，精辟概括了萨义德在后现代社会的多种角色、多重身份。詹姆逊认为，萨义德不言自喻的核心身份，就是“左翼知识分子的身份”。例如萨义德反复强调“公共记忆”的建构，甚至号召知识分子去召唤被人们忘却或忽视了的东西，并指出其目的在于“共享”而不是乏味地争席位。他说，因为弱者可能争得的只是“拥挤的房间逐个点名时”的“在场”，形同虚设；而强者亦同样受制于“置换的逻辑”，强大的对手很有可能将你的“在场”取而代之。因此“共享智慧”可帮助我们避免琐碎和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