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公共知识分子：告别还是开始？
作者：刘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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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德里达在临终前接受的最后一次访谈中，以其作为1960年代人“最后的幸存者”口吻说：“我用换喻的方式指认出某种不妥协甚至是拒腐蚀的写作与思想，即便是面对哲学也不让步，这种写作与思想不让自己被舆论、媒体或吓唬人的评论幻觉所吓倒，即便可能会面对后者要求我们简化或压抑我们的思想。……这种责任今天变得更为迫切：它呼吁向成见宣战，向那些‘媒体知识权力’宣战，向那些被媒体知识权力组装过的一般性话语宣战，因为这些媒体权力就在各种政经利益团体、编辑部与学术利益集团的掌控之中。但抵制并不意味着回避媒体。必要时必须促其发展，助其多样化，向他们提醒这种责任。”
这是否可以看作是德里达给世界的临终遗嘱？但联想到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囿于“左”和“右”的彼此成见和敌意，妨碍了对历史进行不断反思或价值重估的努力及可能性，在既定的思想秩序面前裹足不前，丧失了向更深的领域掘进的能力和勇气，我们不得不承认德里达的话多么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当然，当前的中国思想界正在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尽管还处于萌芽状态，但也不至于完全让人丧失信心。前不久，我看到钱理群先生的一篇文章，就明显感受到这种试图重返历史现场和反省知识分子自身病状的努力。他说：
我非常强烈地感觉到，现在的中国和1930年代的中国非常像……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产生了两极分化，上海是最突出的。国际上，我个人认为美国正在走向法西斯化，新的种族主义正在兴起。美国人的生命比其它国家人的生命更重要，以色列人的生命比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更重要，这不是种族主义吗？而且，现在也出现了类似的英美绥靖政策，在纵容这样一种法西斯化。问题是，1930年代面对那样的国内、国际环境的时候，我们有资源可以对抗。比如说，面对德国法西斯，当时有英美的自由主义，还有苏联的社会主义可以对抗。但是，我们今天拿什么东西来对抗我们面对的这样一个现实？这是困扰知识界、思想界的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提出了社会主义思潮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
我认为，这二十年来我们思想界最重大的一个失误，就是我们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没有经过认真的清理和研究，它的合理性长期被忽略。但是，它存在的问题，也长期地没有被研究。我个人认为，而且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遗产是我们今天面对现实可以继承、借鉴和考虑的一个遗产和资源。但是，这个资源是没有经过总结和研究的，这就是我们现在变得困惑的一个原因。
钱理群的话也许道破了许多人想说而尚未说出的话，同时也提出了摆在中国思想界面前一道绕不过去的认知难题，其警示意义似乎并不亚于德里达的“临终遗嘱”。因此，如果说萨义德、德里达和桑格塔这几位“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相继辞世，意味着1960年代培植的一种批判知识分子传统向世界的告别，那么，这种“告别”发生在公共知识分子讨论高涨的二十一世纪之初的中国，是否预示着一种新的开始呢？
刘继明，作家，现居武汉。主要著作有小说集《我爱麦娘》、《中国迷宫》，随笔集《我的激情时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