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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告别还是开始？
作者：刘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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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9月25日，爱德华·萨义德在纽约去世。美国主流媒体称他是“在美国的巴勒斯坦事业首席代言人。”他的《东方主义》一书开辟了文化批评的一个新时代，其影响跨越了国界、民族和文化。当今世界能像萨义德这样在政治、外交、大众传媒、文化研究、文学理论和音乐各不同领域均有重大影响和建树的学者屈指可数。他经常谈论知识分子，毕生的学术主题围绕着知识的建立、传播与权力的关系，知识分子的作用等等。他的观点虽然并不为美国主流社会认可，但毫无疑问，萨义德将作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之一被载入历史。
2004年10月8日，法国哲学大师雅克·德里达在巴黎的一家小医院永远停止了他的思想。法国总统希拉克在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因为他，法国向世界传递了一种当代最伟大的哲学思想”，并称他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公民”，作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堪与福柯、罗兰·巴特和阿尔图塞等齐名的哲学家和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不仅属于法国，更属于全世界，他的一些代表著作如《声音与现象》、《书写语言学》、《立场》、《判断力》和《马克思的幽灵》等对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世界思想界影响深远，也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知识界最为关注的西方思想文献之一。
2004年12月28日晨，“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因骨髓性白血癌病逝于曼哈顿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享年七十一岁。苏珊·桑塔格患此病已有三十年之久。与病魔的这种斗争，深深反映在她的著名作品《疾病的隐喻》里。自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苏珊·桑塔格就是一个高度被关注的公众人物，其极富创意的评论涉及文学、女权、艺术等多个领域，此外还出版有颇为畅销的小说，甚至执导过几部电影。此外，桑塔格还是现今全球“文化研究”领域中的风云人物。她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文学，而且由于其社会批判的力度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她本人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
这三个人在西方被称为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刚刚跨入新世纪的头两三年，他们仿佛约好了似的相继辞世，对全球思想界而言无异于一场不小的地震。而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们作为“1960年代人”的精神象征，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一个时代随着这几位“硕果仅存”的代表人物的离去，从这个仍然矛盾丛生的世界上彻底向我们告别了。其中隐含的文化意义，使得他们的辞世成为了某种意味深长和值得深入探究的公共事件。而差不多与此同时，中国的思想界和媒体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也进入了一个空前热门的阶段，并且随着南方某家刊物发起评选的“五十名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名单公诸于世，成为了媒体和舆论关注的焦点。正是在此背景下，萨义德、德里达和桑塔格身上所具有的批判知识分子特征，恰好暗合了当下对公共知识分子的一般性描述。
与媒体不无炒作嫌疑的“热卖”相比，中国思想界对公共知识分子话题和萨义德、德里达、苏珊·桑塔格辞世的关注，似乎要显得理性和深入得多。许纪霖在《从特殊走向普遍：专业化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可能》一文中说：“公共知识分子是近一、二十年国际知识界讨论得很热的一个话题，但在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是近几年出现的新主题。为什么会有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一般认为，雅各比在1987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最早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在他看来，以前的知识分子通常具有公共性，他们是为有教养的读者写作的。然而，在美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身的一代，却成为了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学普及的时代来临之后，公共知识分子被科学专家、大学教授所替代，后者仅仅为专业读者写作，随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消亡，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因此也衰落了。这意味着，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与学院化、专业化时代的出现直接有关。”
许纪霖说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身的一代”，即指以福柯、阿尔图塞、德里达、萨义德、乔姆斯基和苏珊·桑格塔等为代表的“1960年代人”。所谓1960年代人，在西方思想界一直是个特指的文化概念，1960年代是二十世纪的一个特殊时期，它通常与包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法国的学生运动、美国的嬉皮士、妇女解放、“垮掉的一代”、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反传统、反官僚体制以及哲学上的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解构主义等思潮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形成了1960年代狂飙突进的文化浪潮。但随着冷战时代的终结和一个高度专业化、技术化和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在年轻一代人眼中，“1960年代”像一幅陈旧的照片那样，业已蜕变为一道隔世的风景，包括其中的那些“代表人物”，也渐渐退出文化中心，成了某种历史的遗存。这也是为什么萨义德、德里达和苏珊·桑塔格的辞世如此引人“揪心”和怅然的原因。它实际上隐含着思想界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在当代语境中的缺席或日益匮乏以及世界正在“全球化”旗帜下，被高新技术和帝国资本所控制的焦虑和警惕。
对此，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代表人物、美国哲学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六十年代断代》中不无困惑地说：“对1960年代光辉业绩的追忆、纪念或悲惨兮兮地承认那十年的诸多失误和错失了的机遇，都是一种无法避免的错误，我们在两者之间找不到一条可以穿越而过的中间错误。”这位始终关注着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文化境遇的哲学家进一步指出，所谓“文化革命”，是“对被压迫民族或不革命的工人阶级所实施的集体教育。人类历史上的一切被剥削的劳苦阶级都已被卑贱性和顺从内化为一种第二天性，文化革命则是打破这一亘古习惯的一种策略……当下遍及世界的宣传攻势要把毛主义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加以斯大林化，从而败坏其名誉。所有这一切，请看清楚，都是要把1960年代笼统地扔进垃圾堆去的更大企图的一部分”。他还认为，“毛主义乃是1960年代一切伟大新兴意识形态中最丰富的思想”。
詹姆逊对“1960年代”和中国问题的这种解读，在中国主流思想界显然很难得到广泛的呼应和认同，因为众所周知，中国肇始于1979年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正是沿着一条彻底否定毛泽东的“文革”，向西方主流价值和经济模式积极靠拢的轨道发展的。在这一点上，作为中国学者的许纪霖对同一历史背景的描述，便显示出和詹姆逊大相异趣的修辞理路：
在欧洲和美国，知识分子在1960年代的文化运动中大大出了一把风头，然而1970年代以后，随着大学的日益普及化和文化的商业化，知识分子被一一吸纳进现代知识的分工体制和资本主义文化生产商业体制，公共知识分子在整体上消亡了。
类似的情形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似乎重演了一次，而且被浓缩在短短的二十年之内。1980年代的中国，是知识分子的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最活跃的年代。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和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后来被称作为继“五四”以后的一场“新启蒙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社会知名度极高、拥有大量公众读者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中有作家、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人文学者，乃至体制内部高级的意识形态官员。虽然有这些身份上的区分，但他们所谈论的话题无一不具有公共性、跨领域，从国家的政治生活到中西文化比较、科学的启蒙等等。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在大学发表演讲、在报纸和杂志撰写文章，出版的书籍常常畅销全国，动辄几万、十几万册，成为影响全国公共舆论的重量级公众人物。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詹姆逊关注的是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和批判立场，包含着十分具体的历史涵义，而许纪霖关注的是知识分子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变迁和身份焦虑，他显然回避了对重大历史事件和进程做出明确的表述或评价，其措辞的闪烁和对具体历史情境的“抽空”，暴露出中国的主流知识群体在新的政治秩序下所采取的“绥靖”策略或姿态。而一种凌空蹈虚、规避探究历史真相的言说对于公共知识分子合法身份的诉求，究竟具有多少有效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