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木秀于林
作者：李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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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生中最大的快乐一定是凝铸在《新青年》上。那场伟大的狂飙般的新文化运动，通过一本期刊和一所大学——《新青年》和北京大学——在全国迅速形成一个山鸣谷应、风起云涌的翻覆局面。一群救世的梦想家，他们把一切都写到旗帜上去了，那就是：民主、科学、自由、人权。在民主科学的倡导下，《新青年》发动文学革命，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全面批判旧文化和旧道德。于是《文学革命论》（陈独秀）、《文学改良刍议》（胡适）、《狂人日记》（鲁迅）以及《体育之研究》（毛泽东）等等一系列振聋发聩的经典之作连番问世，一大批以“新青年”自命的先进分子纷纷集结。他们以先觉者群体的激越与猛进，于呐喊中批判，于批判中冲毁，给黑暗压抑的古老中国开辟出一个生机勃发的黎明。
时隔现在已经八十多年过去，再来重读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新青年》发刊词），仍觉大气磅礴：“青年如初春，如朝阳，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守，一切权利，一切信仰，惟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思想界的明星”、“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语），此时的陈独秀身为北大文科学长，却与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学者迥然不同，完全一副勇往直前奔走呼号的战车形象。一幕应该出现在电影中的惊险场面真实地发生在1919年6月11日。这天陈独秀怀揣一筒油墨未干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迎着风沙匆匆赶往北京城南的新世界游乐场，先是在茶房中散发，然后趁着骚乱，独自穿过人群直奔新世界顶部露天平台。随后他立刻被侦缉队逮住，强行押往警察署，再被关入狱中数月。这位绰号“火山”的民主斗士，那时说过，“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还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新青年也”。此时他虽人近中年，却是一名标准的“新青年”。他提出五四特有的精神有二：一是直接行动；二是牺牲精神。他自己正是彻头彻尾的身先士卒，以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底色、自由不羁的性格气质和闪电雷霆般的行事作风，给人们树立起专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典范最灿烂的时代形象。
他的形象逐渐暗淡下来，最终化为悲剧是从建党开始，在连续被选为五届中共总书记之后——1921年到1927年，七年的时间里，革命家陈独秀身为政党领袖，并不具备政治家的理论头脑及其配套的韬略，作为幼年党在全无经验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危险错误，他无法预知，更无法避免，并且常常陷入权力的重重困厄中。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原苏共中央档案解密，暴露出陈独秀这个总书记当时难当得很。从1923年到1927年五年中，苏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开过一百二十二次会，作过七百三十八个决议，平均两天半一个。大事如孙中山在世时为实现国共合作，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小事如蒋介石执掌国民党大权后，如何派人去找蒋谈话，都有指示。陈独秀是如此的火暴脾气，苏共中央以无数的会议决议把他捆住，并且派驻共产国际代表指导、督促他执行，他哪里受得了，曾发火说：“摆什么资格，不要‘国际’帮助，我们也可以独立干革命。”但是，他是党员，有铁的纪律管着，有不同看法，也得服从莫斯科……新版党史，把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中的错误从“右倾投降主义”改成“右倾机会主义”。为何换掉了“投降”两个关键字呢？研究界认为，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革命遭受的严重挫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陈独秀犯的是没有识别和抵制住来自莫斯科制定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其性质是执行者的错误，错误的根子在莫斯科……然而，作为主要的领导者，他向中央临时政府提出辞职。在大革命失败的白色恐怖中，万方有罪在其一身，他既是众矢之的，自己也在痛苦反省。在惨烈的日子里，他的两个儿子延年和乔年相继牺牲，更使他陷入锥心刺骨的悲痛中。
读这段历史，我想到，人是有限的，这一种有限性对任何人来说都无可避免，即使是曾经光焰万丈的伟人；而如果人的有限性一定要表现在思想上，那么，人的深刻性及其精神品格则必定要表现在痛苦中。
“八七会议”上陈独秀受到缺席批判，被解除领导职务。他站到革命的岔路口上，怅惘迷茫，同时忽然有机会接触到俄国反对派关于中国革命的文件——在这之前他从不知道苏共两派之间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真正分歧。这些文件给他展现了新的视角，许多的苦恼疑虑竟然得到消除，因而他决定接受俄国反对派的立场，给中共中央写了信，要求中国革命问题应当在党内，也在共产国际内进行彻底讨论。然而中共中央没有接受他的要求，只是简单地开除了他的党籍。作为抗议，他又发出《公开信》，并提出一个集体文件，叫《我们的政治意见》，由八十一位老党员签名。结果是所有这些签名者都被开除出党，从此他便和他亲手创立的党断绝了一切关系。1932年，由于叛徒出卖，他第四次被捕（这时身份已为中国托派领袖）。被解往南京后，当时的军政部长（曾与陈独秀共同参加北伐）何应钦同他进行了半谈话半审问式的见面，随即报载，何走之后，青年军人围着索要墨宝，陈欣然书写数纸。其中有：“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见他的精神意志顽执如初。
当公开审判时需请辩护律师，他说：“我是一个穷错大，没钱。”消息传出，章士钊等自愿为他辩护，他自撰《辩护状》，法庭上观点鲜明、言辞锋利，表现出十足的革命领袖气概。他公开指责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军事独裁，制止人民抗日，围剿红军。被判十三年之后，再写《上诉状》，对国民党政府进行全面的揭露与抨击。在监牢的隔绝中，他不能再以原有的激情投入政治，便投入于文字学研究，同时并未放下对民族前途的忧虑，不断地写文作诗针砭党国时政。一天他的三子松年前来探监，说起两个哥哥就义的情形，不免伤心落泪，为父的陈独秀双眼一瞪，大声训斥他：“没出息！”又一天，老友刘海粟从欧洲回国前去探望，他命笔书赠友人一副对子：“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刘海粟再去探监，以最偏爱的《古松图》与他共赏，他触景生情，为画题诗：“黄山孤松，不孤而孤，孤而不孤。”
现在看，这样的一行题诗极像是他在为自己出狱后孤绝的晚景作下了预示。
那孤绝开始是分着来的，就是说是先绝后孤。当出狱后，先是美国一家图书公司邀请他去美国写自传（即续写他在监狱没有完成的《实庵自传》），遭他谢绝；接着，又坚拒蒋介石的各种诱惑，诸如再组织一个新共党，对抗现在的中共，可以参加国防参议会（经费十万、名额五个），或做劳动部长……陈独秀对包惠僧（时任国民党内政部参事）说：“我怎么能够答应？蒋介石双手沾满我们同志的鲜血，我的两个儿子也死在他手里，我和他不共戴天……”继而，是中国的托派希望他回上海统一内部分歧，或是想把他搞到美国去——托洛斯基如此建议，他不肯。其后，中共中央向陈独秀提出了回党工作的条件，他不同意写检讨，对董必武说：“回党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于是关系再次闹僵。事隔不久，王明、康生等人突然在几种报刊上同期发表文章，捏造陈独秀是“托匪汉奸”、“托洛斯基匪首”、“日寇侦探”。陈独秀怒不可遏，撰文质问：“……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牵着鼻子走，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是这样的吗？”紧接着，张国焘再来拉他，所谓“出山再起，发起一个第三党”，立刻遭到他冷言回拒，说，“没有信心，也没有这个能耐”。这期间陈独秀郑重地向世人表明自己彻底独立的立场，他说：“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