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木秀于林
作者：李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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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到了安庆时已正午，文联的朋友请我们一起吃饭，席间不断地介绍安庆的历史文化。了解到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这地方历代人才辈出，远的不数，单从清代说，当时著名的桐城派代表人物方苞、姚鼐、刘大魁都出在这里，还有现代小说家张恨水、美学家朱光潜以及科学家邓稼先等也皆是安庆人。正说着，一位秘书长忽然提起了陈独秀，说陈独秀也是生于此地又葬于此地的，并且他的墓地现在正离着我们不太远。这个不太远一下子就成为契机，使我们一行人在离开安徽前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得以拜谒这位革命的先驱者。之后，当我在不断的回想中就发现，这一次似乎是很偶然的拜谒其实是非常值得思味的。
陈独秀的墓地设置在独秀山附近。这独秀山位于安庆城西南方六十里处，被安庆人描绘是异峰拔地而起，“西望如卓笔，北望如覆釜”，一向被视为众山之祖，因为它看上去无所依附，所以称名“独秀”——陈独秀的名字也正因此而得。只是当来到近前真实地望那山时，觉得它并不怎么高大，并非“异峰”，旁边又建有工厂和烟囱，挺大的噪音夹着尘土，使近旁的一些柏树蒙着很多灰尘。山包正在被开采中，或许再过几年那山包将整个地消失也说不定。然而墓地却是刚刚经过修葺的，状貌一新。文联人说这是由以前的二百平米扩建了五六倍，墓冢高度也由原来的一米多升高为六米，原来的水泥圆顶以及基座都是刚被换掉的，现在它们整个是厚重的大理石，阳光下显得格外的光亮透滑。听说，市委和市政府不久前又作出一个更大的决定，要将这墓地再次规划调整，要投资八千万，分三期建设，建起来纪念广场、纪念馆、纪念亭等一系列设施，目的是叫陈独秀墓园不仅自然景观优美，而且文化内涵丰富，变成一个集纪念、文化、旅游为一体的园林式圣地。
一个人要成为一个圣地了，这个人，当他在世时曾经荣辱备尝、忧患始终，不论生前还是死后获得的称誉何其多——“深刻的民主思想家”、“失败的书生政治家”（或“中国历史上最不搞权谋的政治家”）、“终身的反对派”、“不称职的领袖”、“宁折不弯的草莽英雄”……种种评价用在他身上都有着足够理由（——资料说，自1980年以来，陈独秀研究开始突破了传统的“口径一致”，取得了新的进展。像“右倾投降主义者”、“汉奸卖国贼”等帽子已经被摘除）。现今就是这么一个争议多多的人，他的墓地将要变成方圆数公顷的园林式圣地了。想想这样的前景，对于一个曾经不断地被批判又不断地被改写的历史人物来说有点过于辉煌了，但是，却也恰恰说明这个人对于后世的影响有着怎样难以估量的价值和历久弥新的光彩。
在参观陈独秀纪念馆时，一种世事苍茫的风木之悲令人慨叹。那纪念馆设在墓地后面一个小而旧的庭院中，样子和周围的民居没有大区别，进去左右平房，中间小二楼，无一点声息，只有一个管理员在值班。在暗淡的光线里，他向我们介绍馆藏的文物，内容多少有些陈旧贫乏，并且种类有限的文物其陈列的形式看着也显粗陋。踏上楼去，见到一间屋里架着老式的木床，另一间屋里设着字台和笔墨纸砚。几件零星的遗物空寞地摆在那里，显得枯涩清寂，我想这和它们的主人最后那段悲凉孤绝的岁月肯定很吻合。
沉陷在凭吊的心情里，举首仰望先贤的遗像，看那张血气方刚的面孔上永久性地布着“新青年”的蓬勃与勇猛，一双眼睛透着思想者锐利的探索与执着。遗像旁边，框着一份黄旧刊物，上面印着陈独秀当年写下的文字，他写道：“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默念这段话，想到思想之神曾在这般暗寂的屋中奋厉起舞，竟觉得心潮涌动，觉得绕梁不绝，响出浑厚的声音来，并且，仿佛有一股精神气脉正夹着那声音盘旋在纪念馆四周……
回来细查，看到那段话出自陈独秀1919年发在《每周评论》上名为《研究室与监狱》的一篇随感录。在当时，它如同檄文成为五四青年的座右铭，激励着他们在与反动政府的斗争中英勇无畏。而纵观陈独秀的一生，他自己也正是实践了这一铮言——他一生中屡遭通缉逮捕，先后四次坐牢，不屈不挠九死不悔，长期惯于狱中的苦读写作，甚至还自修了德文。为后人特别看重的《实庵自传》、《老子考略》、《金粉泪》（七言组诗）以及一些政论文章和文字学、音韵学方面的论著，就是出自他1930年代中长达数年的监狱岁月。史料上记述了他在狱中嗜书如命的情景。他在狱中开销十分拮据，除了买药就是买书。每次给探视来的友人开的书单都是长长的。一回狱卒为他买了三个铜板的辣酱，他竟瞪起眼睛埋怨说：“买一个铜子就够了，怎么买这么多！”
“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这是他的好友朱蕴山最后给他的赠诗，将他的一生最终划归到书生上。更有不少人都如此认为陈独秀一生的悲剧在于人生错位，如瞿秋白一样，纯属书生造反、学者从政。因为从学术的角度说，陈独秀不仅国学深厚，学识渊博，还通晓几国外语，一生中，他在从事政治之余，做过大量的学术研究。当专家在编写《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陈独秀卷》时，认定《独秀文存》是二十世纪最好的文集之一。他们发现，他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主、科学、宗教、伦理、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妇女、婚姻、人口、法律等等广泛的领域中都有深刻的思考研究，很多至今还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像大陆和台湾都出版的《小学识字教本》（这里的“小学”是指声音训诂、说文考据），专家皆予好评，认为陈独秀不愧是我国近代语言学史上杰出的语言学家。梁实秋说他是用科学方法将中国文字重新分类，对若干文字用新观点作了解说，简明易学，对中国文字有独到研究和新的诠释。所以，那时如胡适等人，都曾为陈独秀把过多精力投入于政治而大加惋惜。1934年学者王森然当得知他在狱中刻苦读书、潜心著述时，曾发表评论说：“先生书无不读，又精通日文、法文（更精通英文、拉丁文）。故其学，术无不精；当代名家，实无其匹。”
然而，一个人的精神怀抱及其个性特质，就像一个人的快乐，是任谁也夺不走的。尤其是像陈独秀这样一个人。读他的传记，似乎从小性情上就表现出极端化的趋势。幼年时他被强迫苦读书经，受尽毒打向来不哭，于是身为候补知县的祖父愤愤地骂他，说他将来不成龙便成蛇，或者就是凶恶强盗！这位祖父其实没有骂错，长大之后陈独秀果然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他的精神怀抱从早年的一篇《扬子江形势论略》中就已经透视出来。当时这位年仅十八岁的第一名秀才，对长江水文及两岸地貌做细致考察，提出了建设江防的方案。之后，出于对科举的深恶痛绝，他对社会的一切制度都产生怀疑，决意反叛，一种激烈的匡世情怀使他毅然背弃幽冷的书斋，视功名与家产如敝屣，走南闯北投身革命。从此，“一匹不羁之马，奋力驰去”（章士钊语），他踏上了一条上下求索的理想主义者的道路。
革命是一种特殊的流浪，选择了革命就是选择了永远的“在路上”的状态，就是选择了终生的艰难。对此他是义无返顾，无比的坚执豪迈。曾先后五次东渡日本，或留学，或逃避追捕，先是信奉康梁的改良维新，随后立志推翻清王朝，参加过蔡元培、章士钊组织的暗杀团，武昌起义后反对袁世凯险遭枪决……在辛亥前后的十几年中，他最热衷思想革命，以为生命的价值在于要扯去一切虚伪和愚昧，拂去一切蒙在理想上的尘埃，要毕其全力扫除所有阻碍社会进步的伪善与丑恶。于是不断办刊办报达十几种，以此物色同志，唤醒民众。这时他形如“寒士”，日日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并且编辑排版、校核邮寄，皆亲自动手。以后他曾说：“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这短短的话里，寓含着这位盗火者身心中多么大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