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木秀于林
作者：李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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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梁衡写瞿秋白，说他“觅渡，觅渡，觅何处”，读陈独秀到这里，很想套用梁先生的句法来给陈独秀，那就是：拒绝，拒绝，宁孤独。
和陈独秀有着同样底色的、本该属于书斋、或者说最易从书斋中实现自己最大人生价值的瞿秋白，也是那样一个自觉自愿的革命理想主义者，一个“情急用菜刀去救国救民，甚至连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扑上去的人”。当“八七会议”后，他接继犯下严重错误的陈独秀，受命于白色恐怖中，“以柔弱的书生之肩，挑起了统帅全党的重担”，随即便被王明等人打倒，永不重用。其后他遭敌人逮捕，以柔弱的书生之躯演出了一场泰山崩于前而不惊亦不动的英雄戏。牺牲之前，他闭锁斗室，反观人生，觉得自己愧对党的领袖这一称号，于是用灵魂的解剖刀无情地剖析自己——梁衡说，瞿秋白“一生都在觅渡，可是到最后也没有傍到一个好的码头，这实在是一个悲剧。”可是，悲剧的瞿秋白因为英勇就义的壮举，在后人心目中是永垂不朽的英雄，这早是历史的定论，任谁也别想改变。而陈独秀呢？当他在世时，就已经连番不断地被人（尤其是“自己人”）污蔑糟践，浑身上下尽玷污水，死后，这些污水凝结为冷硬的石头，装满史籍的箩筐……
喟叹之中，我反复想，出狱后的陈独秀选择孤绝的原因是什么？怨怒、憎恶，还是惶惑、绝望，抑或无奈、厌倦？也许都有？都还不够？我想，假如还不够的话，或许悲哀是其中至为深刻的原因。
当身陷囹圄中时，陈独秀就曾如此写道：“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中，至于我大部分政治生涯之失败，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这便是五四的辉煌之后，政治的炼狱投给这位末路英雄的心灵印象：“消耗”，“失败”——这是一对何等凄楚黯淡的字眼！
但是，悲哀绝非是浅层次的纠结于个人荣辱得失的悲哀。当他承受着政治上灭顶的失败和失败带给他的切肤之痛时，理想与现实的极度错位、精神的焦困无路构筑了他内心中最大的苦楚。以他深思的习惯，必须要穷根究底，解决意识中的深度困惑。史料载，南京监狱前后，陈独秀对民主问题“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在给友人的一百多封信中，他以很大的篇幅论及民主，认为“民主制是人类政治的极则，无论资产阶级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都不能鄙视它，厌弃它”，“应该把它当作战斗的目标”，并作为“大众政权”的根本所在。他认为，“斯大林的个人独裁正在代替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专政”，认为，“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这些信件，后来由胡适作序，以《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名在香港出版。
有专家认为，主宰陈独秀思想脉络的主线——民主思想，在他晚年没有升华也没有原地踏步，而是发生了一种后退的酝酿，在大革命失败后，他从“斯大林现象”分析入手，总结出资产阶级民主的优越性，从而思想发生了后退，又回到五四时期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崇拜，思想转变的轨迹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我想如此看法，在今天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评价，似乎不能简单的说是属于回归还是后退，或是园林式的踏步。历史地看问题，他的思想转变的轨迹也许已经呈出了螺旋形上升的趋势，很多宝贵的思想见解尚有待做深入的研究和评价——然而，在当时，沉陷于困境的陈独秀不能够给自己作出任何积极的推想，那种无法回避的可怕的“后退式”，对于一生锐意前行的他来说，只能构成精神上剧烈的重创与折磨。
他就是因此而选择了对环境的拒斥，选择了孤绝的不合作的姿态。这孤绝是为了尊严和自救，也是他终其一生的战斗性和独立意志的最后体现。在他这里，哀莫等于心死，也并非证明着软弱。他很英雄气地咽下了心中创痛，然后依旧是“此身犹未藏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狱中诗）的硬汉。在出狱后贫病交加和数度迁徙中，他一次次回绝官僚贵人的馈赠，惯于寒怆凄寂的生活，甚至自己开地种菜——所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独倚门户恪守住自己的位置，做个人的意志所认定的事情。
因为生命还在继续，他不能像瞿秋白那样超脱了一切，收起来用世的抱负，将最后的思考进入到个人。即使是最应该续写的《实庵自传》他也不打算去完成，而最想做的事情总是对现实的思考。在最后的两年间，他写了《我的根本意见》，油印后寄给友人，然后又写《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再论世界大势》（后者是他去世前两个月的思考，此文《大公报》拒登）。尽管在最后的文章中，他无可掩饰自己的悲观情绪，但是思想者对于救世良方的积极探索依然执着，依然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之泯灭。他一再地告诫国人：“应该以民主自由为国人之中心思想，……民主自由制度一时不易达到理想程度；这自然是事实，然而起码也必须表示趋向民主自由这条道路的决心”……他不愧为盗火者，盗火者不是封号而是使命，即使天下无一人听他，即使是气尽途绝，他还是要苦苦地思索，于无说（写）处发出自己严肃的声音。
与此同时，他还想做学术上的强者。早年他提倡白话文，晚年又回到语言问题。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是《古阴阳入互用例表》。在一次选旧书的摊子上，他意外发现了一套有价值的古籍遗著，立刻设法寻访书主的后人，并且废寝忘食地投入整理。作为“老书生”，他没去走博学鸿儒的路，却也仍然希望着自己能够有所论著以晓后人，他对学问的热爱贯穿了一生，但是，这份热爱终究不能全部占有他。
全部占有了他的倒是那种“僵死到头终不变”的书生气。在他的悲剧命运中，书生从政，是他在政治上失败的重要原因，他的理论不成熟不完善，带着理想主义和乌托邦色彩，但是作为学者，他为真理执着奋斗，为创造一种学说敢于质疑、不怕孤立的品格，是可贵的。他一生不知何为卑怯，为自己的思想和学说挽争到最大的极限。那种特立独行和不肯盲从的个性使他怀疑抵制共产国际的权威和“最高指示”，先后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决裂，后来又与托派中央闹翻，抗战中严辞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误国卖国政策和专制独裁，成为一个终身的反对派（胡适语）。
他是一个终身的反对派，但他又是一个有着光明磊落的君子风范的人，他与所有的人的交锋都摆在桌面上，从不玩手段耍诡计。他说过，他最“深恶痛绝”“企图从阴谋诡计小把戏的基础上团结同志做自己个人的群众”。后来李维汉说他“是我们党早期领导人中，少数几个不搞阴谋的人”；邓小平在谈到党内路线斗争问题时，也说，“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鲁迅说得尤其形象——“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蔡元培的话干脆像是一句结语，他说：“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者，莫如陈。”
我想，在陈独秀身上，何止是书生学者的君子风范可贵？我想他最可贵的，首先是那纯属于革命家的殉道者的意志和求索的勇气，它们，既是支持了他全部生命的精神底蕴，也是真正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那时，站在国民党法庭上，他意志难夺、桀骜不驯，慷慨陈辞说自己“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对封建思想，反对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实现自由社会。”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简述。古人说，丈夫立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在他这里，何谓功名呢？是毁誉参半？还是永无定论？显然很难说清。但是，作为革命家，他的一生既是用于求索，也就可能用于失败。而他的失败的人生之所以仍然值得后人尊敬，就是因为，一个人生命中的精神底蕴连及他的人格品质，会比之功名更深刻更有力地给历史留下重重的印记。这正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其最终的意义不是军事上政治上的，而是文化上的。
人生说到底，其最后的目的，是一个人的自我完成，从这一观点说，陈独秀和瞿秋白其实是十分相像的。作为先驱者，他们的灵魂完整，至死都未改变自己孤高的学者品质和理想主义的革命家形象。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永远都不会是一张端严无趣的脸，不会是一个单向度的人，他们对于人类社会的最大创造首先是创造了他们个人的丰富的自身。
然而，我将无缘见到那个真实的苍凉的孤坟——那个修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一丘黄土，外加了一块半截石碑的孤坟，它旁边，僻静地傍着松柏掩映的独秀山。当年，为安全计，陈独秀的三子松年不敢在碑上刻父亲的大名，而用了他科考时的名字“陈乾生”，遂后长期无人祭祀，几近荒废。鲁迅说，“暗暗的死，在一个人是极其惨苦的事”，而一生奋厉如陈独秀，不仅是死得暗暗，其坟丘在几十年间更是喑哑的绝无人迹。现在，那番荒寂与惨苦骤然间一去不复返，取代它们的将是国家斥资千万修造的雕栏玉砌及其相应的庄严辉煌。这真是“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我想到，不管历史怎么说，不管墓地怎么修，在那静寂的土层下面，一些本属于孤坟自身的生物的质朴根须总会漫漫不息地生长。我还想，真正的先贤，他们高邈的灵魂其实早已进入灿烂星空，而不再同喧闹的地面发生任何瓜葛。只是，当我们沉浸于由衷的怀想时，他们作为一个人的不灭的美便会幻化为一种精神力量，使我们感动，使我们崇敬，这应是绝对不受时空限制的永远的纪念。
李晶，作家，现居天津。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集《北山无知青》、长篇小说《沉雪》（合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