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我们的不幸归咎于谁
作者：孔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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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来，付出多少就得到多少的社会是一个美好的社会，然而，在那个社会里，如果付出很少甚至根本不打算付出的人也想得到和别人一样或比别人更多，这个人就是一个不幸的人，并且也将成为别人的不幸。更何况，人们的所得是要通过彼此之间的付出来实现的，如果他们彼此的付出都依了对方的愿望，那就意味着他们必须做一些可能是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如果他们的付出是按照各自的意志而不考虑对方的意思，那就意味着他们也必须接受自己并不满意甚至并不需要的东西，而这种接受和拒绝一样，都包含着挫折和痛苦的因素，必须有健全的心智才能消化，甚至也需要一点阿Q的精神。一个有求必应，需要什么就得到什么，需要光就有了光的社会，应该是再好不过的了，但是，这个社会可能是一个贪婪无度、挥霍不制的社会，以地球的资源显然供养不了这样一个社会，谁来给欲壑难填的人们买单？至于说到欲望，情况就更加复杂了，人们之间的欲望，有相当部分就像狼和羊的欲望一样互相克服着，满足了羊就压抑了狼，满足了狼就伤害了羊。如果你之所欲正是人所不欲，你所需要的正好是别人不需要的，譬如说你渴望与之同床共枕的女子梦里思念的却是另一个人，她对你没有一点儿好感；你认为是混蛋恨不得要做掉的一个人，却是两个孩子的慈父。这时候，你的需要除了给自己和别人带来麻烦之外还能有什么结果？这个社会又如何在伺候好你的同时也伺候好他们？如果你是一个十分幸运的人，得到了你想要得到的一切，真的万事如意了，你以为自己就幸福了吗？很难说你不会觉得无聊乏味和厌倦，并且因此而狂躁变态，成为弗洛伊德医生的病人，纠缠在某个古怪的情结里解不开身来；甚至就像陀斯妥也夫斯基所描述的那样，因无聊得发慌而要往邻居的屁股上钉钉子。在那种状态下，你要是不干出点惊世骇俗的事情那才怪呢！
完美的社会可以消除许多让我们意气难平的东西，却不能够消除人对生老病死的面对，以及面对这些面对的困惑、恐惧和焦虑，也不能消除人心中欲而不能、爱而不得的痛苦，更不能消除人由于精神的迷惘、偏执、厌倦、颓废和混乱而放荡形骸、滥用自由和身体、醉生梦死、走火入魔，把自己和别人本来可以过得好好的生活搅得一团糟。在完美的社会里，我相信会有很高的天空，很好的夜色，月光也会温柔地照耀着每一个床头，但照样会有很多的人要失眠。在完美的社会里，可能没有人死于饥饿、寒冷、战争等外在的事故，但人还是要死的，而且，像索尔·贝娄所说的，将有更多的人死于心碎，死于自己对自己的伤害、虐待和遗弃，死于无法安慰的郁郁和孤独，死于活着不知如何是好的凄怆。对于很多的人来讲，生命还是一份过于唐突和郑重的礼物，接受这份礼物不仅没有给他们带来恩惠和感激，相反还带来了精神的困扰、混乱乃至崩溃。我们不能说，在一个糟糕的社会里人们的苦难才是真实的，在一个完美的社会里，人要有了痛苦和烦恼，那都是一种矫情，一种活该。兴许，尽善尽美的社会都无法消除的痛苦，才是人真实的痛苦，是真正属于人的本质的根本意义的痛苦。它更需要疗救和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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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是以人具有不变的天性为前提，按照完全适合人性的理念设计他们的蓝图的，但是，在描绘这些蓝图的过程中，空想家们发现，如果给人过多的自由，任人性散漫开来，蓝图就无法绘制完成。为了克服绘画上的困难，他们添加了许许多多对人性加以限制的笔墨。在莫尔的乌托邦里，所有的人都必须从事公益劳动。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里，每一个人不论分配给他哪一种工作（当然包括扫厕所和抬死尸），他都必须当作最崇高的工作去完成。而在另一些理想社会的设计者那里，还要求人节制、压抑自己的欲望，衣着要朴素，不能佩带质地比别人更优良、光泽更夺目的项链，“任何虚荣表现都应该受到行长和家长的制止”（摩莱里《自然法典》）。对于那些不能够把劳动当作崇高工作来付出，也不能够治理好自己发酵的欲望的人来说，这些社会并不是什么人性的净土，而是炼狱。对人的品质修养的要求，几乎成了各种乌托邦梦想成立所必须依持的、至关重要的条件。没有对人性提出的崇高要求，这些乌托邦体系便无从谈起，就连空想也不能自圆其说。在资产阶级的社会蓝图里，除了自由、平等之外，还有博爱，但博爱只能是发自人内心的品性，不能作为一种制度要求来强加。一个人要是不博爱邻人甚至连自个都不爱，甚至还痛恨自己和邻人，那也是谁都奈何不得的事情。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警戒，是自由资本社会常见的街景。一个本来依据人性要求来设计的社会，最终却反过来对人性本身提出苛刻的要求，这意味着人性中存在着不堪承受理想生活的阴暗、腐败、卑劣、下贱、魔障的成分，对它的改造成了社会改造的核心工程。
毫无疑问，社会和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的生存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资源的匮乏和阶级压迫、种族奴役、性别歧视等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始终是许多令人沉痛的事件背后隐蔽的因缘。社会的种种不合理因素都应该通过一代代人的努力不断地得到修订、改良和歼灭，但是，在得到修订、改良和歼灭之前，又是我们必须作为自己的命运接受下来的现实。我们没有足够的寿命等到社会上的所有问题都一揽子解决之后才开始自己的生活；也不能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就不打算过好日子；还不能认为自己过得不自在，就一定是社会或别人出了问题，从而使自己的内心充满怒火；更不能认定在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之前，我们的生活就只能是一种灾难，我们的幸福只能是一种罪恶，我们的尊严只能是一种反抗和叛逆，是破罐子破摔；更不能设想只要剪除了种种不合理的权力关系，或者让自身在权力关系中占据优势主导地位，就可以一劳永逸地铲除使我们终日不得开心颜的弊端，我们的生活就一定春风得意马蹄疾。过去一个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为低地位阶层所接受，人们认为，如果自己贫困，那是因为有人在剥削和压榨我的生命，只要把富贵的阶级打倒并踩上一脚，让我们上来改天换地， 口中的黄连就会变成蜜糖。然而，历史表明，贫困和不公并不是换一个皇帝或一个统治阶级就能够彻底根治的痼疾。于是，在总嫌缓慢的变革进程中，就有了由哪一些人来承受贫困和不公以及如何来承受的问题。
当今世界，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意识抬头，人们往往认为，如果我们这个民族发展滞后，肯定是因为其他民族侵占了我们的资源，绊住了我们的脚步；如果我们这种宗教的兄弟没有过好日子，那肯定是因为别的宗教的神祗挤压了我们的天空，分割了我们的矿藏。只要我们民族能够从某个国家独立出去，我们的同胞就不愁没有好日子过；只要把本尊之外的一切神祗及其异教徒统统驱除，教内兄弟的日子就能够充分享受天国的恩典。其实，真实的情况从来就不是这么简单。民族独立了，部族之间又互相厮杀起来；同一宗教的人们自主了，教派之间的斗争反而愈演愈烈，来得更加残酷。连起码的和平和安宁都得不到，更不用说别的。权利本位的分割最终将指向一个个个人，就连一个家庭也不能成为完整的单元。
后现代的意识形态把权力关系扩大化，视之为社会生活现象的实质，各种普世的价值却被当成是一种蓄意的装潢粉饰，仿佛人们之间已经没有了共同的利益和愿望，仿佛人们之间除了权力关系就没有别的关系。后现代的思想家们在泛化权力关系的同时，还不断地将权力加以分解，提出越来越细致、烦琐和敏感的解放诉求，将个人生活的不如意更多地嫁祸于社会，对与权力相应的责任承担却语焉不详。这种重权轻责的意识形态，倒是便于政客们在民主时代收揽人心拉拢选票。他们通常会装出一副为妇女、儿童、同性恋等弱小族群请命的铁杆姿态来作秀，以骗取政治信任。单刀直入的片面的权力意识启蒙，煽动起人们心头大量过剩的欲望和幻想，给社会施加了一时难于转化和规避的压力与风险，这无论对于世界还是个人都没有什么补益。所谓公正不应该止于权力分配的平等，也应该是责任与义务分配的平等，还应该是权力占有与责任担当的对等，更必须是自身与邻人、对手甚至敌人之间权力责任的对等，以达到某种均衡的状态。如果在一个社会里，人们都纷纷向社会提出各种权力和利益的热烈要求，对自己所应当承当的责任则避之惟恐不及，这个社会也就失重并且岌岌可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