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我所知道的ＮＧＯ
作者：李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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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塔特先生的话一下激起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也是很多人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能力是如何越来越减弱的。我们当然可以归咎于外在的压力之类，但我想，从知识分子自身寻找原因或许更准确。我曾经和一个朋友开玩笑似的说了一句：自从布尔迪厄揭示文化是一种资本之后，拥有文化话语权的知识分子也个个成为资本家了。确实，厉以宁先生就曾断言：如果北大的教授不能个个都住别墅开洋车，就说明改革还不成功。19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中产阶级化，使得知识分子已经完全与普通老百姓脱离了原来那种唇齿相依的关系。1980年代，知识分子社会和经济地位的相对边缘化，还能使知识分子与民众同呼吸共命运，比如当时大家都挤在一个楼道里或大杂院里；比如每一次物价上涨，知识分子与民众都能共同感受到其带来的窘迫影响。进入19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随着经济社会地位日渐升高，温饱早已不成问题，个个小康且抢先一步忽然中产了，物价上涨对他们基本没有影响，油价上涨他们倒都关心一下，因为很多人有车了。其学术研究也逐渐不关心具体社会问题，而热衷于不食人间烟火的纯学术了，并反过来抨击1980年代的知识界是宏大叙事的高腔高调。其真实的原因，在我看来，倒应该是屁股决定脑袋，在什么位置说什么话，一旦中产，自然是既得利益者了，就要告别革命，反对乃至有意掩盖社会真实声音了。我曾在一次研讨会开玩笑，问在座的各位教授们：你们现在还有谁坐公共汽车吗？是啊，不少人都买起了私家车，没买私家车的，也出出进进都打的了。什么穷人、底层，自然也全从其视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知识分子都住进富人区或高尚住宅区之类的准富人区里，穷人、底层自然还在胡同里或拥挤的小街巷里……不在同一个道上走，不在同一个空间生活、呼吸，那么，现在的知识分子怎么还可能有1980年代的那种对于普通民众所处环境的感同身受的体会呢？那么，知识分子还怎么可能替他们说话，为他们代言呢？知识分子逐步被体制软化、同化并最终利益与共，这恐怕才是知识分子有意无意地退回书斋、弱化其批判性的根本原因。这个原因其实很多人恐怕都心知肚明。只是，最好不要当了婊子还想立牌坊，还急于跳出来自我辩护自我美化一番，借口什么专业化回避现实重要问题，却又要动辄教训他人。当然，如果知识分子真的具有良知与自我反省精神，透过NGO之类的中介介入和参与社会实践行动，应该能有所作为，就如现在还在为保护虎跳峡奔走的汪永晨女士等。
在河内开会的最后一天，我和来自上海的雷启立兄四处走了走。本来连着开了好几天会，我们对那些反全球化的讨论都有些麻木了。偶然走到河内的西湖，湖边和风习习，杨柳依依，令人心旷神怡。先是看到紧挨着湖边的一排排民房。房子离西湖很近，每间房子的门和窗都对着湖水。人们就搬条小凳子，坐在自家的屋檐下，摇着扇子，享受自然赐给自己的美景；还有一些不住在湖边的人，就在湖边的草地上，铺一条竹席，然后或坐或卧，面对湖景怡然自得；也有一些人干脆深入湖的深处，在荷叶青青的水中央的小船里或搭建的小竹楼上，垂下钓杆钓鱼……按中国人现在的现代化生活观念，他们的生活方式似乎有些老土或者说过时了，尤其在一个大城市的中心区，但我却被眼前的这幅真正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如此和谐温馨共处的画面感动了，在那一瞬间，我流下了眼泪，同时，又突然被另一种情感揪住，怒不可遏。一想到资本主义全球化即将把眼前的这幅景象摧毁，将这些千百年就如此但在他们看来是拥挤的不规范的房屋拆除，将这里建成千篇一律的麦当劳、肯德基、沃尔玛之类，我就怒火中烧：就为了眼前这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景，我也要反对无孔不入的资本主义全球化！
（就在此文刚刚结束之际，惊悉保护虎跳峡呼吁书的发起人之一、为保护虎跳峡四处奔走、家乡即在虎跳峡边的青年学者、商务印书馆职员萧亮中猝然去世。谨以此文献给这位未曾谋面但一直早有联系、心灵相通的朋友——2005年1月11日于海口。）
李少君，作家，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那些消失了的人》、《南部观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