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我所知道的ＮＧＯ
作者：李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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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NGO并不陌生。NGO（Non－Government Organigation），非政府组织，在媒体上和书刊中早已耳熟能详。我个人此前也与国内外一些NGO有过接触，但心理上还是觉得那离自己还很远，离我们的生活还很远。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NGO就在身边，NGO走入了普通中国人的生活还是最近的事情。
NGO以一种特别的形象进入了我的生活。在2004年9月在河内举行的第五届亚欧人民论坛上，我恰巧认识了好几位在国内非常活跃的NGO成员，比如绿家园志愿者组织的汪永晨女士。我亲眼看到在会上，在参观途中，她忧心如焚地向每一个刚认识的人游说，并散发资料，号召捐款，为怒江地区的失学儿童筹集学费，我当时毫不犹豫地掏出钱包，成了她忠实的拥护者。在过后两个星期，我又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的额尔古纳市邂逅自然之友的会长梁从诫先生，他递给我的名片是用一张废纸印刷的。此前，我已听说过梁先生的很多事迹，比如他在给人回信时总要在信后附上一句：“保护森林，废纸再用，请支持。”自然之友这些年在启蒙群众尤其是儿童环保意识等方面做了大量基础工作，如提醒管好水龙头、不用一次性筷子、清除公用场地垃圾等。自然之友也在保护藏羚羊、保护原始森林等方面做了大量发动组织工作。梁先生对呼伦贝尔草原的环保也非常关注，常来此地调研。又过了一个星期，等我从草原回到海口时，在电子邮箱里蓦地发现汪永晨女士已经在发动一场环保斗争——为反对在长江第一峡虎跳峡上建水坝发起签名，这一次是九家NGO集体行动，发出呼吁书，大声疾呼保护长江第一峡，制止对当地居民生存环境与生活状态的进一步恶化。已经在呼吁书上签名的人当中包括著名学者汪晖、王绍光、王晓明、李陀、刘禾、梁治平及作家韩少功、格非、诗人北岛等人。我毫不迟疑地把这份呼吁书贴在了我熟悉的天涯社区关天茶舍，短短几天，响应签名者达数百人。在浏览那些悲愤的充满激情的签名留言时，我几乎不能自已。我立即决定将呼吁书在《天涯》杂志第六期上全文刊登，包括网友们的各种签名意见。与此同时，我陆陆续续在全国各地的一些报刊上看到了汪女士大声疾呼保护长江第一峡的许多文字。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NGO已经真的来到我们身边了，真正地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不必隐瞒NGO的起源，它最早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为对抗共产主义在第三世界的全面渗透而支持的一种反共产主义的社会群众运动，但是，这样的运动一旦真正落实实践，尤其是在农村推广，为吸引普通民众参与，又不得不祭出追求平等民主公平公正的左翼诉求，这样，NGO就不能不被左翼理论思想指引或与左翼合作，往左翼方向转变及发展，并最终被左翼力量改造。在公民社会，NGO逐渐成为表达各类异议及非主流意见的领袖。近年来，NGO更成为对抗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出另类声音的主要力量，在民权运动、环保运动、和平运动等社会运动中扮演主要角色。在西方社会，正是由于一次又一次的社会运动，一点一点地争取人权和其它社会权益，使得本来剧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得以减缓，使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得以持续。完全可以说，正是社会运动挽救了资本主义。
我最初对NGO的关注当然首先与NGO经常发起各类运动、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有关。比如每一次权贵与富翁荟萃的财富论坛或世界经济论坛的门外，必然伴随数以万计的NGO成员的游行、呐喊与抗议。我们的世界在全球化的同时，与NGO也发生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其次，则是源于我对当前社会发展的一个看法。我个人认为，随着时代的剧烈变迁及利益的分化、社会的分层，现代化的列车在急驰之中将越来越多的人以抛物线的方式不断甩出去，抛开，并最终将之淘汰，其权利乃至生命被极度忽视乃至抹杀。作为一种反抗，一种对“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一至理名言的印证，弱势群体必然自我组织起来，争取民主，维护自己的权利，这就是愈演愈烈、风起云涌的所谓社会运动、民主运动，而在这一潮流之中，NGO必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个人预言NGO在中国近几年会有一个大发展，虽然其前期可能更多以社团形式出现。这些年社团增多，其实就是一种寻求群体认同，保护个人权益的表现，一种在极端不稳定状态中寻求稳定，寻求安全，寻找属于自己的小圈子、小团体，寻求一个避风港。
这两年，我还有幸参加了首届亚洲和平联盟大会，那也是亚洲NGO及左翼团体的首次大集结，及第五届亚欧人民论坛，接触到大量的NGO及其成员。他们留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带给我强烈的冲击。
在马尼拉的首届亚洲和平联盟大会上遇到的大桥成子是一位日本女性，已四十多岁，但看上去神采奕奕，干劲十足。她三十多岁才投身社会运动。在此之前，她是一个非常朴实、过着平凡生活的女子。成子毕业于一所教会女子大学，在大学读书期间，正值1968年后日本学生运动开始逐步衰退，社会氛围趋于保守压抑，教会大学又尤其沉闷封闭，以至很长时间，她们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大桥成子天性不是活跃之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更是远离政治与社会。再加上日本社会越来越富裕，人们物质上也感到满足。参加工作后很长一段时间，大桥成子都循规蹈矩，过着与一般女孩子没有什么不同的生活。1980年代初，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被一位朋友作为日本大学生代表拉去参加在泰国举行的亚洲学生会议。由于听说食宿免费，成子抱着出去开开眼界的想法去了。没想到此行成为她人生的转折点。1980年代是亚洲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许多国家实行的都是极其残酷的军事独裁统治。因此，反专制、反极权的社会运动在亚洲各国风起云涌，为争取民主、自由、人权不惜牺牲自己成为众多充满理想主义与激情的热血青年的奋斗目标。泰国人民的反抗更是惨烈，一些佛教徒不惜以自焚的方式表达对高压统治的强烈抗议。在泰国，成子遇到了来自亚洲各国的学生代表，他们带来了亚洲各地民主反抗运动的消息，互相交流，彼此鼓励，于是气氛陡然升温，大学生们越来越热情高涨，群情振奋。成子被这种氛围深深感染。会议期间，也有人问成子日本的学生运动情况，成子一无所知，深感羞愧。尤其在会议中听说日本的一些大公司和政府还支持当地独裁政府镇压学生运动，更是感到耻辱。会议结束后，成子要求留下来参加斗争。但泰国的学生领袖们劝她回日本去组织学生运动，反抗本国统治者的压迫与不平等不公正现象。成子回到日本，开始向身边的同学老师谈她所看到的一切，想与人探讨，却无人理睬，得不到共鸣。她很失望，就自己看报纸，翻资料，想自己寻找答案，但找不到，她感到非常孤独、苦闷。直到1980年代中期菲律宾的“内格罗斯（NEGROS）事件”发生。内格罗斯是菲律宾的第四大岛屿，当地自十六世纪西班牙殖民以来，一直保留封建制度，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岛民被强迫封闭在深山里的大庄园从事单一蔗糖业生产。几百年来，在大地主和政府联合的高压下，他们每一次反抗总是遭到最残暴的军事镇压，手段极其残忍。他们的生活长期没有任何改善，过着奴隶般的日子，在深山老林里辛勤耕作，看不到任何希望。1980年代，内格罗斯由于种植品种单一，且过于依赖国际市场，所以当国际糖价大跌时，当地大量蔗工被辞退，大部分居民家庭立即陷入挨饿、无以为生的境地，百分之六十的蔗田闲置荒芜，蔗糖工人们面临饥荒，不少儿童活活饿死。于是开始爆发暴动，工人们攻占蔗田，与政府军血腥对峙。危机与暴力在升级。一些不堪忍受的岛民选择逃亡，宁愿烈日暴晒、海水浸泡，也要在大海中漂流逃亡。经常动辄上万人的逃亡，却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很多难民在逃亡途中死去，尸体漂浮在海面上。这一事件传到日本，引起震惊，一些正义人士决定救助内格罗斯人民，1986年，一个名为“支持内格罗斯岛行动委员会”的组织成立了。这个组织一成立，一方面通过媒体报道真相，呼吁日本人民关注内格罗斯人民的生存状况，发起捐款，提供紧急援助；另一方面筹划如何帮助内格罗斯人民永远走出困境。他们很快找到了一个好方法，就是说服引导内格罗斯居民改种香蕉，不再依靠单一蔗糖生产。他们并负责将所种植的香蕉运输到日本销售，号召喜欢吃香蕉的日本人民尽量选购内格罗斯岛出口的香蕉。于是，在内格罗斯和日本都相应地组织了许多合作社，来负责香蕉的种植、收获、销售的一条龙工作。大桥成子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到了声援帮助内格罗斯人民的运动中。成子她们还组织从小就生活在富庶中的日本学生去内格罗斯住上一个星期，让他们体验一下那儿没水没电、物质极端匮乏的辛苦艰难，明白香蕉背后的苦与汗与泪甚至血。很多学生深受震撼，回来都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运动，帮助底层劳苦百姓。由于持续地关注内格罗斯人民的命运，成子后来干脆到了内格罗斯的一家儿童康复中心，帮助那些失去父母或濒临生命危险需要救助的儿童。在康复中心多年，成子还负责把内格罗斯人民的情况告诉日本国内，使帮助声援内格罗斯的运动得以持续。后来，成子遇到一位先前当过游击队长、后来专门组织帮助难民的当地男子，两个人觉得相处很好，就不顾别人的白眼和家人反对，结了婚。结婚后，成子来往于日本和菲律宾之间，想方设法帮助那些土地改革后分到自己耕地的内格罗斯人民，帮助他们重建家园，复兴经济，帮助他们组织合作社，扩大再生产，把自己生产的产品销到日本。直到现在，差不多二十年了，成子还奔波于日本与菲律宾之间，帮助那些无力自力更生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