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质疑农村的“文化殖民”
作者：梁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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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很难，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思维陷阱及似是而非的学术化定论障碍，王晓明并不缺乏对“三农”主体的起码尊重，他的见闻记录中弥漫着忧思，然而，他却并没有发现“三农问题”的政治经济及制度起源。他在《L县见闻》中写道：“‘三农问题’并不仅仅是来自今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变化，它也同样来自最近二十年文化的变化。这些变化互相激励，紧紧地缠绕成一团，共同加剧了农村、农业和农民的艰难。”
这个结论除了指出“三农问题”还有文化上的原因这一长期以来一直被遮蔽的常识之外，可以说充满了学术化的迂腐之见。“三农问题”难道仅仅是来自中国经济政治文化这二十年来的变化吗？将“三农问题”的上迄时间定格于二十年前，明显就是将“三农问题”归咎于改革开放，这难道是公允之论吗？不错，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开始城市化改革以来，“三农问题”的确是急剧恶化了，但这只能说明改革开放的一些政策措施的确加剧了“三农问题”；然而，“三农问题”绝不仅仅是改革开放才有的，应当说，“三农问题”产生于中国户籍制度将中国农民固定在贫瘠的土地上之时，产生于城乡产品出现价格剪刀差之时，产生于人民公社这一铺天盖地无处可逃的浩大集体落成之时。而中国户籍制度、剪刀差、人民公社的出现则是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时期。那时候，为了建立并发展中国的重工业，为了赶英超美，为了做社会主义的老大，决策者们用这些硬性政策逼迫农民做出巨大的牺牲，却毫不问农民们是否愿意。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坑农政策不过是延续了这种牺牲农民发展城市的所谓基本国策，继承了这种视农民为冤大头的权力心态而已。这样看来，“三农问题”又哪里只是这二十年来的事，而是这五十年来的事，是的，五十年，这才是确凿无疑的！
薛毅在《有关底层的问答》中针对王晓明《L县见闻》一文中同样描述的农村文化教育惨淡溃败的境况进行了理论上的阐发，但有很多结论真让人哭笑不得。比如说吧，他认为电视是一个坏东西，“电视所到之处，农村文化被肢解”。农村文化被肢解是确实的，但将罪恶之手归咎于电视，就让人不知说什么才好。我当然理解他的意思，他不过是将电视所代表的一种物质主义强势文化与农村弱势文化放在一个对立面上，这自然使他认为农村文化的解体其元凶大恶是电视所代表的物质主义文化。应当说，电视所代表的物质主义文化对农村文化的肢解居功至伟，但却不是根本原因，如果要找根本原因，我们势必要追问，这种物质主义文化是如何蔚为大观又肆无忌惮的！薛毅在谈论农村教育时，指出农村教育模式及其内蕴的价值观的荒唐，这是确论，但就教育谈教育，永远都只能停留在一种现象描述的层面，即使是强下结论，也只会谬误百出。与电视肢解论相同，农村文化教育的问题应当还是一个政治化、体制化的问题。不从政治途径与体制化改革方面下功夫，文化教育问题永远不可能解决！
当然，薛毅谈农村教育并无意于从政治与体制层面谋求解决，而是企图从文化层面谋求解决之路。他在《有关底层的问答》中如王晓明一样始终将农村文化作为一个独立主体看待，强调农村文化的主体独特性，言下之意，只有保持对农村文化的主体地位的尊重与平等看待，方可解决农村的文化教育问题，进而全面解决“三农问题”。也正是在此思路之下，他认为目前农村文化的破产完全是一种无视农村文化主体地位的教化结果。他的这个结论与石勇在《被“文化殖民”的农村》中表达的主体观点基本一致。
可以说，薛毅、石勇、王晓明都强调了农村文化的主体地位，忧虑于目前的现代化进程中，城市文明或物质主义文明对农村文化的殖民，进而对这种殖民造成的农村文化生态的危险境地忧心忡忡。而我写作此文的最根本的起因，也正是对他们忧虑的忧虑！
应当说，强调农村文化的主体地位与我所说的始终要保持对“三农问题”生命主体的尊重是一致的，我自然是举双手赞成。然而，我对他们所说的“文化殖民”却持保留意见。
首先，我想问的是，什么是我们独立形态的农村文化？这种独立形态的农村文化其价值有效性是先验自明的吗？
其次，我甚至要问，在当代中国，有没有独立的农村文化？即使有，这样的农村文化又是否有一扇门存在着用以确保其区别于其它文化的主体特征？
就王晓明、薛毅、石勇们的言说看来，的确存在着一个农村文化，但是，他们各人眼中的农村文化却是迥然不同的。石勇在他的文章中提及的农村文化更多的是民俗文化，而王晓明在他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让你既能拥抱城市的丰繁，也能懂得乡村的富饶，既能惬意地享受城市的便利，也能安心品味乡村的从容——恰足以证明王晓明心目中的农村文化更近于一种田园牧歌情调。实际上，这种牧歌情调只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语言建构，其依据不过是农村生活的表象。如果王晓明认定这种牧歌情调的确是农村文化的一部分，甚至是主要部分，那只能是一种粗暴的精英文化意识形态强迫症！因为王晓明所描述的田园牧歌情调实际上从来就只是诗人笔下的农村，不过是一种诗意的幻像，农民们千百年来从来就没有拥有过如此这般的“从容”与“富饶”。农民们有的只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机械式生活规律下的苦难劳作，何尝有什么从容的心态与诗意的富饶！应当说，王晓明与薛毅对农村旧有文化的赞赏性描述里包含着一种与他们强调农村文化主体地位自相矛盾的东西。那就是，他们所说的农村文化本来就出自于他们按照精英文化传统进行的建构，与真正的农村文化相差何止千万里！然而，他们却认定他们建构的这种所谓农村文化形态就是真正的农村文化，这是一种更深刻的对农村文化的去主体行为，是更可怕的对农村文化的遮蔽与抹杀，他们的言说就这样走向了他们善良心愿的反面，而他们竟毫不自知。这是他们的悲哀，更是“三农”主体的悲哀。因为在长久形成的对“三农”主体的轻贱与不尊重的传统笼罩下，知识分子们即使是出于真诚的心愿去表达对“三农”主体的尊重，也会变成对“三农”主体可怕的抹杀。
于此可见，在一种可悲的传统之下，即使要真诚地保持对“三农”主体的尊重，也不仅仅是一个良知问题，更是一个文化传统问题，一个集体无意识的心理积淀问题。只有知识分子始终对自身所负载的文化意识保持足够的反省与警惕，扼制住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扩张性心态，才有可能实实在在地让对“三农”主体的尊重从内在的良知焦虑走向外在的行为赎罪。
既然王晓明、薛毅们一再强调农村文化的主体地位，却由于精英文化的扩张心理走向了对农村文化的更深重的主体遮蔽，作为农村文化产儿与载体的石勇，又有没有可能在强调农村文化主体地位的过程中一样走向同样可悲的境地呢？
我的看法是肯定的。在《被“文化殖民”的农村》中，石勇说道：“农村文化生态是一个自有其存在价值的独立系统，它是农村共同体内的一个精神家园。人们从这个‘镜像’里可以看到自己本来的身影，并引发关于自身来自何方的遥远的回忆。从本质上讲，它超越于物质之上而不受农村的贫穷或富裕支配。因此保持这种文化生态而拒绝城市的文化殖民并不是要使农村永远保持前现代的农村生活状态，恰恰相反，没有这种文化生态的支撑，农民相对于城里人便永远只是一个‘二等国民’，而城里人也在这种居高临下的文化姿态中能永远保持一种高人一等的文化心理，农村要摆脱困境，就要困难得多。这种文化殖民对于农民的危害不仅仅在于它对自有独立价值、不能以物质利益衡量的文化生态的破坏，更重要的在于它给欲摆脱困境的农民强加了一种精神的焦虑，一种对土地的厌恶，一种对有利于自己的生活前景的制度设计的冷漠，以隐秘的方式瓦解了人们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