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质疑农村的“文化殖民”
作者：梁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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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六期的《天涯》杂志刊载了上海大学王晓明教授的一篇文章《L县见闻》。此文随后即引起了广泛关注，这有2005年《天涯》杂志第一期上的三篇相关文章为证，也有偏重思想人文交流的BBS“关天茶舍”上的热烈讨论为证。《天涯》2005年第一期上读者来信栏里的两篇文章是直接由王晓明的文章引发的，特别是石勇的《被“文化殖民”的农村》更可以说是一篇王晓明文章的读后感。另外，在当期杂志上，还有上海师范大学薛毅教授的一篇访谈录，其从文化教育的视角切入，讨论“三农问题”，可以视为针对王晓明文章相关观点及问题意识的理论阐发与解决思路的探讨，尽管他此前可能并没有看到王晓明的文章。
王晓明此文何以能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呢？
如果王晓明的见闻仅只及于农村生活的艰难，农村基层政权的腐败、黑社会化，一些有良知的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专家们对此揭示得更全面、更系统、也更有理性深度，那么，王晓明此文实无足观。关键在于，王晓明在文章中用了大量篇幅从文化观察的视角切入，描述了农村文化教育生态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溃败甚而破产。
诚如石勇所言，从文化视角切入探讨“三农问题”，如果说王晓明的文章不是第一次，也至少是迄今为止最为集中全面的一次。而这，正是王晓明此文引起关注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是，此文似乎还提供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另一个思路：从文化途径探讨问题的成因，并予以解决。特别是在目前“三农问题”积重难返，几乎是群医束手、诸官无策的情势下，此文如若当真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自然更是弥足珍贵。
王晓明此文是否提供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呢？就薛毅的访谈看来，的确是的，而且，我敢保证，对王晓明此文持此观点的学者专家一定非常之多。然而，我想，从王晓明文章及其引发的相关文章看来，“三农问题”若当真按照他们的方子去抓药，恐怕会和以往学者专家们自以为是的一切药方一样，徒然惹人失落。不过，从王晓明文章及其引发的文章看，“三农问题”之所以积重难返，不能得到解决的一些根本原因倒是凸现出来了。这些根本原因的凸现同时又折射出了王晓明此文及其相关文章的偏颇之处。如果不加以澄清，将会对“三农问题”形成更大的遮蔽，这是作为农村人的我所无法原谅的，因此，我将在下面尽力表述我读这几篇文章的一些想法，以期抛砖引玉，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尽一点心力。
应当说，王晓明的文章能引发广泛关注，是一件极其可悲的事，特别是当关注这篇文章的人超出了书斋里的学者这一狭窄封闭的圈子而波及到农村人士本身之时（《我的底层》与《被“文化殖民”的农村》两文的作者都是农村人)。
我想，问题就在于，他的文章何以引起农村人的关注？应当说，从农村人的视野来看，王晓明的文章其实对“三农问题”的解决根本就毫无用处，农村人看这篇文章不会如同学者专家们看这篇文章，在感觉上是一致的。不可能一致！王晓明此文能引起学界关注，比如薛毅的访谈录《有关底层的问答》可以说就是由同一问题引发的相关讨论，也是有原因的。那原因就在于对“三农问题”根本上就束手无策的学者专家们从王晓明的文章中感受到的是一条新的言说路径：从文化角度言说“三农问题”。我想，有些学者看到王晓明此文后怕是会有如获至宝之感。的确，在从其它路径夸夸其谈“三农问题”的文章汗牛充栋、令人生厌之后，此文不仅提供了一条崭新的言说路径，更重要的是，新的言说路径于学者专家们而言，还是新的解答“三农问题”的路径，如果对这条新路径进行挖掘，或许能搞出耸人视听的“研究成果”出来，到那时，岂非名利双收吗？
然而，农民看这篇文章，喜欢这篇文章，我是知道根本原因的，那就是：感动，被尊重的感动！
所以，我要说，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专家们对王晓明这篇毫无学理可言、纯属印象式描摹的文章大感兴趣，可以说，对他们本身而言，是一种双重的尴尬。第一重尴尬在于这些学界精英们对他们持续不断进行研究言说的问题对象的隔膜与无知。这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一方面，对言说对象保持着亢奋的言说热情，一方面，则又对言说对象所知不多甚至一无所知。显然，这是良知与真诚的尴尬。王晓明的文章不过是一种普遍之极的现象的描述，这些现象只要如王晓明那样到乡间走一走，见闻一下，或者关注一下农村作者的苦难呻吟，一切皆可了然于心，而学者们却仿佛发现了新天地，这说明这些所谓关注或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专家们不是在研究真问题，也不是在试图解决真问题，他们始终都在自欺欺人，目的之功利，不言而喻。
第二重尴尬在于，何以“三农问题”在成为了学者专家们镇日严肃讨论，劳心劳神研究的问题之后，他们却对此问题的主体生存状态缺乏足够的了解？他们的言说与探讨给人一种错觉：他们非常同情农民，他们非常关心农民之疾苦，甚至愿为他们做能力范围内的一切事。然而，事实上呢，这不过是一种虚伪的情感，不过是满足他们自己的道德虚荣感而已，于农民而言，实则是一种轻贱与侮辱。甚至可以这样说，农民、农村、农业不过是他们获取道德满足感乃至功名利益的工具而已。问题何以发展到了这个专家学者们万万想不到也万万不敢承认的地步？我想，这种尴尬局面的形成，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缺乏对“三农”主体的起码尊重！
是的，一切都起源于尊重！王晓明此文能引起“三农”主体的兴趣与注目，因为一种在长久的被漠视被轻贱后突然被尊重的感动！而学界人士对此文之所以关注，恰恰也在于他们缺乏一种对“三农”主体的基本尊重。正是因为缺乏对“三农”主体的基本尊重，才使他们对“三农”主体的生存境遇隔膜之至，而在王晓明揭示了一定的主体生存真相之后，他们则从这真相之中嗅到了进行所谓“三农问题”研究的新路径。事实就是如此，而这样的事实，怎不令人悲哀呢？
这么多年了，知识分子们不断叫喊着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最初着实让农民们感动了一把，然而，实际上他们对这三句自己长期挂在口头的话理解之浅陋让人吃惊——在他们看来，农业的危险与农村的苦难，不过是因为农民真穷，似乎只要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三农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似的。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过农民的苦难绝不仅仅是不能解决温饱问题，不能负担小孩读书问题的苦难，更重要的是农民的精神与灵魂苦楚。换一句话说，那些叫喊着研究“三农问题”的知识分子们从来没有把农民当成文化生命看待，而只是将农民看成物质主义动物，或者说，将农民看成与猪狗无异的纯生存性动物。如此看待农民，自然忽略了农民的生存权之外其它的所有基本人权，而解决“三农问题”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这一工程关涉到对农民所有人权的归还与保护。如果单只关注其中的生存权，其它的都付之阙如，怎么可能完成这一浩大的工程呢？
知识分子们这些年来，针对“三农问题”，在经济政策、制度保障上，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但“三农问题”不仅未获解决，反而愈显严重，这有不时发生的农民集体铤而走险活动为证，也有不绝如缕的农民成群结队上访为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捕捉到造成“三农问题”的根源。
我想，这个根源就是：那些有能力有权力去解决“三农问题”的人一直缺乏对“三农问题”生命主体的应有的尊重！如果真正尊重“三农”主体，首先就会发现对“三农问题”的讨论与解决始终只是单一的关注农民温饱问题的解决，实质并没有把他们当成个体独立的有尊严的人看待，问题自然越来越严重。其次，如果认识到要尊重“三农”主体，那么，就不能不反思造成这种对“三农”主体普遍缺乏尊重的各方面的源起，从而对症下药，方可有望真正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做出决定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