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反美的世纪？
作者：伊凡·克拉斯蒂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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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和反美诱惑
政治常常需要对那些有用的陈词滥调进行改造。因此，2003年7月，在美国国会的一次联合会议上，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发表演讲声明，欧盟新成员将改变欧洲，“因为它们的伤痕还近，它们的记忆犹新，它们与自由的关系仍然充满激情，尚未熟悉到舒适的程度。”他这是在阐述好的政策；但好政策并非总是能得到有效彻底的阐释。在伊拉克问题上，一些东欧政府决定与美国结盟；美国的有些保守派人士说，这样的决定具有“价值维度”；在这一点上，他们甚至比布莱尔还要顽固。这一分析的惟一问题是：它没有得到民意调查的支持。舆论调查显示，在所有后共产党国家中，大多数人（70％到75％）强烈地反对伊拉克战争。“自愿联合”实际上是“勉强联合”。索非亚和柏林之间的区别只在于：在索非亚，大多数人都反战，但他们只出现在民意调查中，而不是出现在大街上。保守派对这些事件的解读，跟他们对东欧精英分子的动机的解读一样，是错误的。美国得到了瓦茨拉夫·哈维尔（捷克共和国前总统，著名戏剧家、诗人）和亚当·米奇尼克（波兰异议知识分子、著名报人、团结工会领袖之一）这样的异议分子的支持，我们可以用关于“自由的承诺”的争论来解释这种支持；但是，这很难解释前共产党政府的所作所为，今天，这些政府管理着“新欧洲”的一半。“自由的承诺”从来不是它们的标志。
华盛顿的对手们迅速给“新欧洲”贴上了标签，说这些国家堕落到了“美国附庸的阵线”。在他们看来，这些国家的政府堂而皇之地宣誓效忠于美国，这跟“冷战”时期它们习惯于宣誓效忠于苏联，没有多少区别。美国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促使东欧各国政府这么做；所以，我们可以用来解释它们的方针的，是附庸的本能，根本不是“自由的承诺”。同样，我们很难证明这一解释是正当的。在强权政治方面，较之于美国，法国和德国有欧盟撑腰，能对东欧国家挥舞更大的棒子，提供更大的胡萝卜。因此，如果卫星心理（satellite mentality，比喻“附庸心态”）真的起作用，那么，“新欧洲”也会变成“老欧洲”。
简而言之，不管是“自由的承诺”，还是卫星心理，都无法对东欧支持美国这一做法给出恰当的解释。鼓励反美情绪有好处也有风险；波兰和法国之间的真正区别在于，它们对此的判断不同。巴黎看着反美主义的兴起，看到的是法国提升全球影响力的时机。华沙看着同一个现象，看到的是它经过十年辛勤的政治经济改革好不容易得来的成果所面临的威胁。
“新欧洲”的反反美主义
对某些西欧国家领导人来说，伊拉克战争期间新、旧欧洲之间产生分歧的真正原因在于，反美修辞具有诱人的魅力。恰恰相反，对新欧洲而言，调戏反美主义不仅趣味低劣，而且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后共产党政府担心反美主义的兴起，是有重要的国内政治原因的。在过去的十年中，东欧经历了民主改革和市场变革，而这一切已经被裹上了美国的国旗。当民主莅临东欧，它用英语唱歌，而且跟美国宪法打得火热，还受到美国各种基金会的推波助澜。在后共产党国家中，对改革派精英分子来说，攻击美国在政治上（不仅仅是象征性地）具有破坏性。
使欧洲分裂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1968年的遗产，这些遗产充满了矛盾。在西欧，1968年的抗议者曾公开反对美国，并且在许多方面反对资本主义。在这些人看来，美国是“美帝”——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活生生的化身。而在东欧，在1968年一代人的想象中，美国是民主和自由的象征。鲁迪·达什克是德国学生领袖。1968年，他前往布拉格去串联，要求捷克学生加入德国学生的斗争，一起对抗资本主义民主和市场经济专政；捷克学生跟他说，那样的民主和专政正是他们所要争取的。对西欧来说，“第三条道路”是逃避资本主义的道路；对波兰和捷克来说，这是逃避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许多欧洲年轻人当年在社会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分歧；如今，他们已经在欧洲的政界和文化界掌权。在伊拉克危机中，正是那种分歧使他们对反美主义的兴起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柏林和华沙都依然忠于1968年的遗产，但正是这一遗产导致了东欧和西欧之间的分裂。东欧人敏锐地意识到，他们的一些西欧邻居赞美最近出现的反美主义浪潮，说这一浪潮标志着真正的欧洲公民的诞生，但它明显导致了一种业已存在的危险，即，它使东欧的改革派精英分子非法化了，而且使他们的政策倒退了。有一段时间，在后共产党的欧洲，许多人对“十年变革”感到失望。原来，只在巴黎或柏林，反美言论被宣称是合法的；如今，它为左翼和右翼的各种民粹主义政党开启了大门。伊安·布鲁玛说：“欧洲的民粹主义有史以来几乎一直是反美的。”（见2004年1月9日伦敦《金融时报》第9页。）
2003年6月，在巴尔干半岛五国，自由主义政策研究中心和BBSS·国际盖洛普公司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调查结果进一步证明布鲁玛的观点是正确的。这次调查还反映出，对美国的敌意跟对市场和民主的敌意有关，也跟对犹太人的敌意有关。喜欢美国的那部分公众是最拥护民主的，也是最喜欢欧盟的。在巴尔干半岛，最经常对美国表现出肯定态度的，是相对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比较活跃的那部分人。在这一点上，跟西欧恰恰相反。因此，新欧洲的政治精英们认识到，在他们努力改变他们自己的社会的过程中，美国与欧盟之间的敌对状态绝对是负面因素。在1990年代，东欧准备大范围地拥抱民主，因为民主与美国梦相连。今天，许多东欧政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站在美国一边，因为他们懂得，在他们自己国家，谴责美国这一风尚实际上是为攻击民主和市场的言行打开大门。
在东欧，各种反民主势力对非民主的未来没有任何正面的憧憬，而公众对现状的批评却越来越多；在这种批评的激发下，他们把反美主义看作一个包罗万象的讲坛，他们可以在那儿玩逆反票（Protest vote，明知没有得胜希望、但仍然投给第三党或某个小党的票，以表示对两个主要政党的候选人都不满——译者注）政治。
反美主义的力量恰恰来自其自身的空泛。对于像塞尔维亚的沃伊斯瓦夫·舍舍利（此人目前正在等待设于海牙的联合国战争罪特别法庭的审判），这样的政客来说，当塞尔维亚人再也不愿为科索沃和波斯尼亚去杀人或被杀时，反美主义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重新推进民族化进程。在诸如保加利亚这样的国家，对于老一辈共产党精英来说，反美主义具有新的政治正确性；这给他们提供了一条途径，使他们可以凭借自身条件，重新投身到民主政治的前景中去。人们震惊地注意到，东欧的许许多多共产党员是抱着欧洲这个概念反美的。对这些“新新旧左派”来说，谴责美国是一种策略，可以用来让民主与资本主义对着干。对某些腐败的后共产党政府来说，反美主义是一种工具，可以用来转移公众的愤怒情绪。对于幡然醒悟的公众来说，反美主义是一种手段，可以用来表达他们对精英们出卖他们的愤慨。在这些“终结历史”的社会里，尽管社会主义解决方案已经被认为是死路一条，但社会主义态度却一如既往地活跃着。当赢得逆反票是这场竞选的名目时，反美主义成了最受宠的策略。
新欧洲的反反美主义通常被认为只不过是亲美主义；但是，这两个概念之间是有区别的，如果认识不到这种差别，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华盛顿的一些政治团体轻率地认为，他们可以把新欧洲当作工具，从而在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上离间并削弱欧盟。这一策略的基础是一些不切实际的从而是危险的假设。在国际刑事法庭上，几乎所有新生的民主国家都决定站在欧盟一边；这应该是一个信号，提醒美国的决策者们：如果把东欧的支持理解错了，那将是外交政策上的重大失算。对东欧人来说，在伊拉克危机中支持美国是历史对地理的胜利。不过，历史本身教导我们，从长远来看，地理的力量更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