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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美的世纪？
作者：伊凡·克拉斯蒂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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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克拉斯蒂夫/著
北塔/译
二十世纪是“美国的世纪”。拥护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美国赢得了冷战，并成为全球惟一的超级大国——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技术甚至文化上。英语的流行越来越广泛，在全世界有数百万人一直想要移民美国，这加强了美国处于优势的现实。有人曾说，将来的世界会看起来像是一个国家，那个国家就是美国。
然而，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主义袭击突然给美国世纪画上了句号。事实上，我们目前正待跨入的世纪可能会被称作“反美世纪”。
“反美主义在全球兴起，这是‘9·11’之后世界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最近，皮尤研究中心(The Pew Research Center)在全世界做了几次民意调查；调查表明，反美主义的表现形式有多种，有的是针对美国公民及其财产的恐怖行动，有的是针对美国政府及其政策的否定态度；后者属于全世界公民，而且在急剧上升。
焚烧美国国旗，抵制美国商品，通过毫无顾忌的反美演讲动员民众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在世界许多地方，这些反美言行都是家常便饭。今天，反美主义有两种基本类型：一是致命的，一是轻度的。前者是狂热的恐怖分子的反美主义，他们憎恶美国，憎恶美国的霸权、价值观以及政策——他们意欲杀戮，并乐意自戕，目的都是为了损害美国。后者是利用街头和媒体进行宣传活动的反美主义，他们并不想置美国于死地。前者只能通过“强力”解决，不过，我们应该更好地理解后者，以便制定出有效的策略去反击它。
越来越明显的是，反美主义不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情绪，仅仅用布什政府吃不开或对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战争的普遍敌意等说法，我们可能无法对它做出解释。人们越来越取得共识的是：反美主义是一个“主体框架”，带有广泛而灵活的诉求；任何人企图分析这一现象，都必须理解它，不仅要理解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各种来源，还要理解它的各种各样的目的；反美主义正是作为一种政治资源，被用来服务于那些目的。
有些观察家说得有道理，反美主义不是一个新现象，但是，他们往往认识不到反美主义在目前再度出现的严重性。我们可以说，反美论调并没有多大的变化，而世界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更。最要紧的，不是美国突然间变得很不吃香，而是谴责美国变成了政治上正确的行为，甚至在美国最亲密的盟国，也是如此。
所谓“新现象”指的是，在后冷战政治中，反美主义正在变成一种工具。共产主义曾给予反美主义一定的力量，但也给反美主义诉求设置了种种障碍；与共产主义分道扬镳之后，反美主义已经史无前例地汇入了世界政治的主流。从某种意义上说，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已经过时，因为，今天的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缺乏意识形态上的强有力的对手。但是，当我们来到历史的终结处，我们可以看到反美主义正在那儿等着我们。它已经变成了一顶魔术师的帽子，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焦虑心态和政治策略在其中混杂着；为了新生活，人们把这些东西重新调配、重复利用。反美主义诉求超越了左右派别之争，它与焦虑的政府和愤怒的公众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它符合那种关于全能意识形态的定义。我们所看到的，是单一反美主义的兴起，更是复合反美主义的兴起。在不同的政治语境中，反美主义呈现出不同的姿态。尽管它往往是反民主的聚集点；但它可能是一种拥护民主的力量，如，在今天的土耳其，就是这样；在中欧和东欧，也是如此。
因此，任何人力图为当今的反美情绪找到一种普适性的解释，他注定会失败。一个流行的观点认为，美国之所以让人讨厌，是因为它敌视伊斯兰教；这种观点如果用在中东，可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在巴尔干半岛，它说服不了人；因为在那儿，美国之所以让人讨厌，是因为它拥护伊斯兰教、支持阿尔巴尼亚。在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圈子里，美国之所以受到严惩，是因为它是现代性的化身；而欧洲人却谴责美国不够现代（或后现代）——因为美国有死刑，而且过于信仰上帝。人们指责美国，既是因为它使世界全球化，又是因为它以单边主义方式拒绝全球化。
我们还可以从别的方面来解释欧洲的反犹主义的复活，以及它跟反美主义兴起的相互关系。一个人如何看美国，往往能反映出他是如何看以色列的；反之亦然。人们很容易认为，许多欧洲右翼人士之所以反美，是因为他们感到，美国是犹太人和以色列的支持者。然而，在欧洲左翼人士看来，这种解释更有问题；因为，反犹主义似乎并没有把矛头转向美国，倒是对美国深恶痛疾的左翼人士反而成了反犹分子，他们反对支持犹太人的复国运动。
难以定义
反美主义将永远是难以定义的。其标签不可能也不应该被用来对美国的价值观或政策进行任何肆无忌惮的批评。反对美国政府的政策当然不能被界定为反美主义。不过，如果是反对美国政府认可的任何政策，那就接近于反美主义了。其间的窍门是，要在现实生活中、现实条件下，区分这两种姿态；有时候，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很微妙的。反美主义是系统地、全面地反对美国。在具体的政策问题和政府决议之间往往有争执，而反美主义对美国的批评是超越这类争执的。
把反美主义定义为反对“美国主义”，或许是最显而易见、最符合逻辑的做法。问题是，当你在“google”或“亚马逊网”上搜索“美国主义（Americanism）”时，首先出现的是詹姆士·W·西塞尔的文章《反美主义的谱系》，然后是杨·弗朗索瓦·雷维尔的书《反美主义》。换句话说，现行的“美国主义”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反美主义话语的翻版。任何一种具体的政治语境和政治话语都可能把美国本身翻成令人讨厌的东西，这一事实使反美主义本身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
反美主义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使我们对它的研究显得更加复杂：恐怖分子攻击美国公民，民意测验的结论让人难受，美国货受到抵制，媒体上到处是敌视的话，在城墙上胡涂乱抹；所有这一切都显现在今天的反美主义菜单上。
可是，这种种反美形式有什么政策性的后果呢？美国是否应该更多地顾及那些反美态度普遍流行的国家，还是那些公众基本上和美国友好但政府公然反美的国家？恐怖分子不需要大规模的反美情绪来把美国公民当作袭击目标；在民意调查中所显现出来的关于美国的看法是负面的，但这未必就会引起任何政治后果。
在历史上，剖析反美主义一直是右翼的事情；这给所有关于这个主题的争论染上了政治的颜色。在许多左翼分子的眼里，任何反美主义的焦点都只是借口，用以驳回或怀疑对美国政策的批评。对他们而言，反美主义所反对的不是美国本身，而是它在实践自己的理想时所遭遇的失败，这失败是显而易见的。查默斯·约翰逊说：“2001年9月11日的自杀式袭击针对的不是美国……而是美国的外交政策。”由此看来，分析反美主义的惟一有意义的方法，是对美国外交政策提出批评。
相比之下，对许多右翼美国人来说，反美主义的兴起是对美国的文明和生活方式的拒绝：“他们厌恶的是我们的价值观，而不是我们的政策。”由此看来，在中东，美国实行更加亲阿拉伯的政策，不会降低阿拉伯世界目前的反美主义的程度；因为引起阿拉伯世界憎恶的，不是美国的所作所为，而是美国的本质和象征。
关于美国军事力量对反美主义兴起的影响，左翼和右翼的看法也是针锋相对。在左翼看来，美国之所以让人讨厌，是因为它过分依赖于强硬的军力。在右翼看来，正是美国在使用军力时的犹豫不决刺激起了反美主义。
这两种看法截然不同，但它们的共同点是：都确信反美主义针对的是美国。可在我看来，最可疑的恰恰就是这一点。因为，不管是反美主义还是当地人对反美主义的反应，之所以弄到现在这样严重的地步，并不是因为对美国的关注，而是因为后意识形态政治的内在矛盾。当今世界，人们苦于政治的赤字，而不是选举的匮乏；反美主义正在变成越来越明显的政治问题。如今，民主社会拥有无形的敌人和无言的梦想。经济可能在增长，但人们的幸福感受却没有增加。在世界许多地方，选民们感到自己被困在圈套里：他们有解散政府的自由，但他们感觉不到他们能影响政策。结果，阴谋和幻想取代了常识，成为舆论的基础。这是后意识形态政治和后乌托邦政治的空白，其阴暗面具有颠覆性，而这是形成诱人的反美主义话语的主要原因之一。人们之所以反对美国，是因为他们反对一切——或者说，他们并不确切知道他们要反对的到底是什么。最近，在西欧，几次调查显示，在反美阵营侧面，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原先长期属于法国的典型反美模式现在已经通行于整个西欧。较之于公众，精英分子对美国否定得更厉害；较之于年长者，年轻人对美国批评得更猛烈。精英分子探求的是反美主义的合法性，新一代探究的是它的根源；这是欧洲新反美主义的两副最显而易见的面孔。“9·11”的后果是：美国震惊地发现，它在阿拉伯世界是多么可恶，阿拉伯世界的反美主义已经变成了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焦点。不过，反美主义在西欧也重新抬头，这使反美态度变成了全球政治的一个要素。因此，理解西欧和美国在伊拉克政策上的分裂，对于分析反美主义的政治潜力，是至关重要的。重新审视两者关于伊拉克战争的争论，有助于我们明白，不管是西欧的新的反美主义，还是中欧和东欧新的民主国家的反反美主义（anti－anti－Americanism），跟伊拉克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甚至跟美国都没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