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反美的世纪？
作者：伊凡·克拉斯蒂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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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新欧洲具有强大的政治上的理由（不仅是情感上的），去拒绝那种把反美主义作为欧洲统一的基础的倾向。对新戴高乐主义者和死硬的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欧洲是新世界的中心，欧洲与美国的对抗，就如同在十八世纪，那个旧新世界与君主统治下的欧洲的对抗。在他们看来，反美主义应该是欧洲通用的政治语言，但欧洲的新民主主义者们并不同意这一看法。欧洲向美国挑战是一个问题，欧洲把欧美之间的竞争关系与其看作是发扬它现有的福利资本主义模式的机会，还不如说是看作购买公众支持的策略，其目的是为了在更多市场导向的道路上去深刻地改变这种模式。事实上，在战后西欧，福利国家政策得到了发展；在实施福利国家政策这一点上，欧盟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像欧洲。人们震惊地注意到：当欧盟支持那些在欧盟之外促进经济发展的项目时，它会输出某个正统的新自由主义版本；而它在欧盟内部公然抨击的恰恰就是这个版本。反美主义提供了一个关于欧洲统一身份的负面定义，而新欧洲拒绝这一定义；这是反美主义导致欧洲内部不和的真正原因。团结的欧洲需要一个正面的统一身份。
目前，欧、美仍然是盟友，双方有分歧，但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
反美主义危险的魅力
今天，全球的政治话语在很大程度上由三个话题组成——反恐、反腐与反美；奇怪的是，三者之间具有功能上的相似性。三者都是在历史的尽头——在没有任何东西能取代民主与市场普遍地发挥作用时——活跃起来的；但是，对民主和市场的失望也在与日俱增。今天，民主或许经常地被改写或误解，但它没有受到公开的反对。反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情绪处于地下状态，但正在醒来；不过，在表面上，这些情绪的表现形式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之间的争论。以前是阶级斗争，现在已经蜕变为员工休息室里的争论。这三个支配性的话题都是“空匣子”，很容易被模糊不清的焦虑情绪和玩世不恭者所制定的政策所填充。它们都是对选民和民选精英之间日益扩大的隔阂的反应，都可以用来批评现状，而不至于招致像公开抨击民主或市场那样的嫌恶。不同团体的目的可能完全相互冲突，但它们可能都会把这三者用来为它们自己服务。
在1990年代早期，反腐话题曾充斥全球政治舞台，它被认为是动员人们支持深化市场和民主改革的一种方式。反腐运动的原意是要全体国民和国际社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国家政府）共同努力，迫使某些国家政府进行良好的管理。华盛顿与某些国家的反腐人士共同讨论反腐问题，其用意是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那些国家的政府到底错在哪儿。大众也随时准备参加反腐运动。但结果往往是：在许多民主国家之间，存在着政治上的竞争；现在，这种竞争已经蜕化为冲突，一个政府谴责另一个政府腐败，而它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反腐运动削弱了政府，也减少了不同的观念和计划之间的冲突；而一般人把政治理解成代表公众的政府的事务。反腐话题根本无助于缩小公众与精英之间的隔阂，反而使之扩大了。
“9·11”之后，恐怖主义捕获了全球的想象，反恐话题的原意是要强调人类共同面临的威胁；这有助于保持世界新秩序。但事实上，有些国家政府是在揩反恐议题的油，其目的是要摧毁本国的反对派，从而控制国内社会。反恐话题被巧妙地用来培养对非政府组织和独立媒体的猜疑，从而钳制公民的自由。有些政府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制造恐怖分子。弗拉基米尔·普京把反恐、反腐这两个话题和适度的反美以及老套的政治管理成功地混合了起来，这使他在俄罗斯巩固了所谓“合意的”独裁政体。这一模式很可能被效仿。有些政府发现，随着民主的传播，随着各国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加强，他们肆意妄为的自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于是，他们利用反恐来支撑他们对民众的控制，并加强他们的暗箱操作。
反美话题的后果可能同样是危害民主。在促进反腐进程方面，华盛顿采取了鲜明的姿态，力图告诉某些国家国内的反腐人士，政府腐败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从而避开那些政府。在反恐情形下，华盛顿允许某些臭名昭著的政府给他们国内的反对派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其回报是支持自己在全球进行“反恐战争”。而在反美情形下，有些国家政府力图让受到挫折的公众相信，美国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反腐运动的原意是要促进资本主义的传播和民主制度的深化。但这项运动失败了。反恐话题的原意是要把整个世界集合在美国周围。这也失败了。此时，反美主义出现了。它是对日益增强的美国影响的敌对反应，也是对普遍传播的民主和市场的敌对反应。不幸的是，它有成功的可能。
美国对反美主义的反应
“9·11”的直接后果是，美国把民间外交看成是对日益上升的反美主义的正确反应。一份关于外交的会议公报指出，通过民间外交改善美国形象，这直接关系到美国最基本的安全需要。现在，策略变了。美国目前对恐怖主义和反美主义的反应是强行推进民主。这能行吗？
的确，当美国让自己跟民主与自由的理想结合在一起时，它一向是最受欢迎、最强有力的。这是美国从其自身历史中学到的；但是，塑造当今世界的是反腐、反恐和反美，在这三个话题之间，存在着邪恶的斗争，因此，推进民主可能会使民主遭受附带性的损害。民主社会已经面临恐怖主义威胁，这需要我们重新讨论公民自由与公共安全之间的界限。每一个社会都应该根据自身的状况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面临全球恐怖主义的威胁时，为了取得更好的保护自己的机会，准备牺牲多少自由。问题在于，给出这些答案的，不是社会，而是不民主的政府。
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这一新的安全着眼点导致的结果是：把赋予民主政体的信任给了许多暴政，这种做法是从中亚开始的。在民主表现和安全合作之间，美国政府做出了权衡；在有些地方，这种做法可能跟民主运动是背道而驰的，从而成为推进民主进程的真正障碍。在冷战时期，在拉丁美洲，华盛顿为这样的政策付出了代价；如今，在中东，它还在为这样的政策付出代价。不过，目前的现实是恐怖主义威胁，漠视这样的现实不会是美国的选择。美国的一个目标是通过军警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另一个目标是传播民主；这两个目标将时不时地关系紧张，甚至完全冲突。
反美主义的兴起可能会成为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的主要障碍。在对美国及其政策的新的猜疑氛围中，许多非民主的、半民主的甚至几乎是民主的政权都饶有兴趣地迫害任何来自国内民主方面的压力，给它贴上“美国资助的动乱”的标签。最近发生在格鲁吉亚的事件给这一点提供了最好的例证。正当格鲁吉亚人上街捍卫他们公平选举的权利时，时任总统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很快就给这一群众运动贴上了标签，说它是美国政府授意的阴谋。独裁政府的伎俩是：企图强迫民主运动自动与美国脱钩，从而孤立它们，并使它们丧失国际支持。
对美国来说，推进民主是一种手段，由此可以赢得全世界人民的情感和思想。但是，如果反美主义成功地把来自民主方面的压力等同于“美帝国主义”，那么，这将削弱传播民主的前景。
大西洋两岸之间的不和加剧了这一危险。欧洲许多政府和基金会的希望是：保护自己不受一浪高过一浪的反美主义的冲击；这种希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这一希望支配下，在那些憎恶美国的地方，他们正在力图使自己远离美国的推进民主的努力。在世界许多地方，欧洲的这一姿态可能会危害任何民主事业有突破性进展的机会。在1990年代，民主动力之所以能起作用，是因为欧洲和美国在共同推进世界的民主化进程。在许多地方，双方曾合作致力于推进民主的项目。现在，在推进民主这一领域，大西洋两岸分道扬镳了；这将侵蚀民主化努力这一曾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概念。在传播民主方面，美国的新义务将面临另一个危急的挑战。1989年的奇迹不可能再出现。在东欧，民主化进程产生了亲美政府和亲美社会。但在中东或世界其它一些地方，我们休想有类似的成果出现。伊拉克不是另一个波兰。反美民主政体会给美国的安全带来危险，面对这种政体可能出现的前景，华盛顿会被迫修整它的民主化进程。不过，这一反应可能会对整个政治民主化事业产生严重的影响，还可能会导致某些国家的政府出于“安全意识”而采用建设民主的策略；在那些国家，民主被误认为仅仅是一种政体。甚至在这种政体无法给予充分的自由时，它可能也会转移并压制国内矛盾。把自由选举的制度引入种族隔离的社会，这跟使这些社会民主化是两回事。如果取代暴政的是软弱而缺乏机能的政府，那么它们对自由和人权的威胁不会少于暴政。美国将在中东进行呆板的试验，以证明美国的民主化战略是否仍然忠实于“民主也意味着开放社会”这一原则。
美国至今不承认，在世界许多地方，反美主义的兴起导致了反反美主义的出现。哪怕反反美主义的支持者不同意美国的政策，但他们懂得，美国影响的减弱意味着自由的减少，反美主义是反民主与反市场力量的幌子和炮床。反反美主义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它给美国提供了最好的反击反美政治的手段。换言之，它与其说是在输出民主，还不如说是在支持民主；而民主决定着美国最佳的战略选择。
（本文原发表于《民主杂志》2004年4月第2卷。）
伊凡·克拉斯蒂夫，保加利亚自由主义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布达佩斯中欧大学反美主义政治学研究项目主管、纽约大学雷马克研究所所长。
北塔，诗人，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诗集《正在锈蚀的时针》、传记《戴望舒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