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由泷水山歌看乡村文化建设
作者：周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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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六、七十年代的歌谣，按王小波的“缴税”论断，此时民间的歌谣由“主动缴税”变为“被动缴税”。歌咏的内容未必是“发乎情”的，只是使得歌咏习俗一直延续罢了。
八十年代以来，农村集体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公社的解体，分户包干的实行，一方面使得中国的两亿多农户获得了被剥夺了二十年的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经销的自主权，另一方面也瓦解了农村公共生活。于是，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孩子，在其少儿时期，很难再有机会得到民间歌谣集体歌咏的熏陶。广播、电视、卡拉OK的相继兴起，不仅取代了民间自娱集会活动，也瓦解了农村地方戏曲、电影等的广阔市场。公共性的文化娱乐，变成了家庭的、室内的自娱自乐。而集体吟唱的大众参与文化，最终变成了歌师们的专利。
由于八十年代后部分民间传统的复兴，使得农村红白喜事、建房置地、动土兴迁、升学产子等大项事宜，少不了民间歌谣的助兴。有了市场需求，便有市场供给。各个乡镇有一两个歌师逐渐获得普遍认同，多人邀请唱歌，于是，歌师愈趋职业化，歌咏活动也愈趋商业化。歌师们由一开始只是在领个吉利“利是”，到后来逐渐有了自己的市场价格，而“利是”也就变成了“小费”。歌咏的内容、时间长短，往往由邀请者决定，也可以即兴由观者点唱。祝福性、娱乐性题材的歌谣较为风行。此时，几乎每个歌师都在即兴创作歌谣，但如同流行歌曲一样，这些歌谣也一样很短命。能够流传下来的，很少很少。
此时，与政治相关的民间歌谣，也多非“被动缴税”之作，而更多具有“主动缴税”的意味。
谁是乡村文化杀手？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邱建生对乡村文化的如下思考让人感叹：
“一般认为，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我国农村的公共空间即一年比一年狭小，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生活方式在使人回归家庭温情时也使人的公共意识渐趋淡漠，所以我们会看到荒草从农村戏台的化妆室里长出来，也会看到水从损毁的沟渠里倾泻而出，偶尔一辆小车从村道通过，它扬起的灰尘或溅起的污水也会让我们皱起眉头。农村的一切都在继续着，土地在继续，猪舍在继续，闲言碎语也在继续；惟有公共生活没有继续，组织没有继续，集体没有继续。而市场、强政府、电视文化趁着这空档悄然地霸道地侵袭了农村，农民则在这种袭击下丧失了大部分的自信，甚至尊严。”
就我调查所及，乡村文化的没落确实来自于公共生活的没有继续。对于公共生活，我一直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政府和政府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是乡村文化的最大杀手。但调查改变了我的这一想法。政府和政府的制度安排只是改变了乡村文化的题材和表现形式（由“主动缴税”到“被动缴税”，再到“主动缴税”）。现代化才是最大的杀手，尤其是电视、卡拉OK等现代文化媒体的普及，对传统文化组织和内容有了彻底的摧毁作用。这从山歌不兴的年代上可以看出。我一直认为，山歌兴旺与否与历次政治运动和政策演变密切相关，比如1957年的“反右”，1967年开始的“文革”，1978年后的农村改革，1989年的学生运动等。但历次运动与政策，改变的只是民间歌咏的题材，民间山歌本身，则如同湖底的水草，只在湖面风波兴起的时候随波摇动几下，并没有触及其生存的根本。真正使大家不愿再出来参加公共活动的，是电视文化，和由之而来的城市化、趋同化的思想改变。
实际上，地方政府不仅没有能力扼杀乡村文化，在某些地方，或某种程度上，它们还是地方文化的推动者。比如，泷水地区的市县乡政府，都搞过民间山歌比赛，并且还与招商引资联系起来，连年继续下去。而且，政府还成为民间歌谣的买单者。比如，郁南县为了响应广东省开展“弘扬广东计生人精神，争做新时期最可爱的人”和市举办相应文艺汇演的要求，下发了《关于编排节目参加市举办的“弘扬计生人精神，争做新时期最可爱的人”的文艺汇演的通知》，连滩镇政府则向民间歌手下了订单。在我们访问当地山歌能手陶兴财和莫池英的时候，镇计生办的人正在和他们商议，要他们创作传唱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辛劳、计划生育的好处等歌谣，先试演，然后参加市里的比赛。
实际上，每次上面的政策要求，在他们那里都转化为向民间歌手买单的动力。前些年上面统一要求各乡镇建文化广场，并为每个乡镇拨付两万元建设费用。虽然并非每个乡镇都如政策意图建设文化广场，但确实有部分乡镇不仅建起了文化广场，并定期不定期地举行了民间文化活动。罗定的县（市）露天文化广场，一年竟然有二百多次开放性的民间文化活动。也就是说，抛开天气原因，几乎每天都有民间文化娱乐活动。
但究竟是谁把人们从公共生活中拉出来了呢？是以电视、卡拉OK为代表的现代化文化娱乐方式？还是把一个个青壮年吸引出农村的现代城市生活？还是使得为生计所迫而必须外出务工的市场经济安排？
可以说，市场经济彻底改变了乡村的生活。现代化彻底改变了乡村的生活。现代经济，肢解了公共组织，分割了公共生活，同化了民间思想。
现代化背景下的乡村文化建设
但是，一国的现代化，既是既定事实，也是必然趋向。无论我们如何反对现代化带给我们的改变，我们都在享受现代化带给我们的每一项便利。我们也不可能因为现代化带来的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改变，而不许农民、不许乡村步入现代生活。
当现代化成为既定前提时，如何利用现代化的手段、现代化的组织，重新组织现代化背景下的现代乡村生活，就成为问题的焦点。在这些方面，能有所作为的就是乡村政权，和乡村民间组织。他们作为乡村的公共部门，理应承担起丰富乡村公共生活的职责。我想，当乡村政权能做到“地方自治”的时候，乡村意识形态就能显出地方特色来。当民间文化组织兴起的时候，乡村文化保护与发扬就有了承载主体。
才疏学浅，我只能引发一些问题供大家讨论：
1．如何看待现代化与乡村文化的关系？
2．如何看待政府与乡村文化的关系？
3．现代化背景下，地方政府在乡村文化建设上，如何有所作为？
4．如何重建民间文化组织并促进其发展？
周立，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1978—200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