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我的电影缘
作者：王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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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和陈伯伯更多的是聊电影以外的文、史、哲，聊每月《读书》里的文章，他说他喜欢金克木的随笔。他亲切回忆五十年前的南京剧专，那时候该校大师云集，是他的母校。他还非常喜欢由伯格曼编剧、瑞典人比利·奥古斯特执导的影片《最美好的愿望》。他说，他理想中的电影就是这个样子。我从中领悟，哪怕是伯格曼这样的现代派宗师，到后来，叙事的重要性也是始终绕不开的。1993年，陈凯歌的《霸王别姬》获金棕榈大奖，我赶去祝贺，老人家的满足和欣慰，见了令人感动。1994年底，陈怀皑伯伯去世，听到消息，我在北京的夜街茫然若失，很难过。这是一个普通的晚辈和一个他所爱戴的长者之间如水般的感情，无关乎电影，又关乎电影。以后的几年，每到清明，我总随陈凯歌一家去陈伯伯的墓前扫墓。此刻笔端，永诚祝祷。
1995年整个夏天，我在自己的办公室读小说。郝建老师用他的借书证在电影学院图书馆帮我借的书。这时，我已年过三十，将曾经读过的、及未曾读过觉得重要的西方古典文学名著认真读了一遍，主要是想建立起自己的传统叙事背景。以前，作为一个诗作者及现代主义文学的追星族，不太重视这个背景。但我日渐感到电影，即便是要强调她的自性与自律，也应当首先要去熟悉她将回避、及能否回避掉的是什么。在叙事修辞学意义上，狄更斯和福楼拜给我深刻的教育，我至今还记得读《包法利夫人》时，对其结构如天命的感叹。而最能触动灵魂的还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再读《卡拉玛佐夫兄弟》，觉得三十以后重读名著，或始读名著，那意思真不大一样。这个夏天的经典自习，间接地在精神层面上，洗刷了我的心灵眼界；又同时有力地充实了我1989年以来的内在生命。而此刻的中国，邓小平南巡讲话不久，中国开始发生真正的变化，她彻底掀开了1980年代高度张扬的红盖头，露出她的真实。我想，我可以面对了吗？
1995年，夏天过去，秋天就接到陈凯歌工作室的电话，让我报到。记得那时陈凯歌的电影《风月》正在做后期，我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整理陈凯歌与时任该片作曲瞿小松关于影片音乐的创作谈话录音，这无疑是两个天才之间的交锋与唱和，我的工作对我也是受益匪浅。十·一期间，我因为有三年没回家，便抽空回南京看望父母。这次返乡，触动我的便是妹妹、小姨及几个中学同学和过去几个工友的纷纷下岗。他们似乎没流露出忧郁，都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今后自谋生路的种种打算，但我几年以后再返乡时，他们的打算没有一个得到实现——妹夫也下岗，妹妹离婚。从南京回到北京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我忘掉了我亲朋的不如意。我暗自庆幸，松一口气，不敢多想，便全身投入到陈凯歌的古代史诗《荆轲刺秦王》的筹拍工作中。但我心里清楚，在我身后，有一道长长的正默然迸裂不能停止的裂缝；而身前，我正追随陈凯歌搭建中国第一个皇帝的壮丽宫殿，它位于浙江横店。
我拍完《安阳婴儿》以后，国内外常被问到过去你作为陈凯歌的助手，他对你有过什么影响。我都回答我感受到了他作为中国最杰出的导演身上强大的电影意志力，及崇高的敬业精神。有时，私底下和朋友们开玩笑，说我跟凯歌学徒这三年多，比在南加州大学电影系或法国高等电影学院读研究生还实用，因为我一边学习加实习，一边还拿工资，惹得他们气愤。而其实，他们不知“大戏艰险”。据说，日本导演大多是学徒出身，严酷如军旅，此言不虚，我有经历。可以这样说，无论是当年在南京做影迷，还是在北京做学子，我更多是在学习看电影，搞清楚电影是什么；而跟随陈凯歌这几年，我才是在一个非常严格的实际操作空间里学习拍电影，搞清楚导演是什么。《荆轲刺秦王》筹拍准备有两年，实拍及后期一年半，从讨论剧本到美术制图置景，及服、化、道设计，再到开机拍摄，直至剪辑、初混，作为陈凯歌的中文秘书及副导演，我有幸深入参加了全过程。作为中国到目前为止惟一一部史诗意义上的古装片，我为能成为其制作团队的一普通分子，而感到骄傲。
2001年冬，我去《和你在一起》拍摄现场，探望吾师。三年未见，他精神依旧，让我坐在他身边监视器前，我没坐，一直以昔日副导的站姿表达了我对他的敬意。他问我下一部片子在哪儿拍，我说在内蒙，黄土地的边界，他一笑，再直视我的眼睛，以他惯有的严肃地对我说：“你是第七代。”我一愣，看来吾师对划代有他独见。《安阳婴儿》2002年在纽约新导演、新电影节上展映后，《纽约时报》有评论说其作者以完全不同于陈凯歌助手的方式拍摄。我想，那是因为我给陈凯歌做助手时，毕竟已年过三十，心路历程，冷暖自知。那时候由于筹拍期和后期的时间都比较长，所以，我还有自己的时间生活和思考。我的小说创作正是发生在那几年里，1996年写《南方》，1998年写《去了西藏》。在法国，因为我有两本法文版小说的缘故，常有人以为我是一个作家，然后拍电影，像法国的左岸派。我说，我不是作家，只是一个导演，写了几篇小说，这些小说也是为了想将它们拍成电影而写的。1996年写第一篇小说前，读到刘小枫的《走向十字架上的真》，对我影响很大。所以，在处女作《南方》里，有雪中的天国。那是我第一次虔诚地认识到耶稣及他道成肉身后，奔赴十字架上的精神人格。此后，我的创作悄悄有了一个转身，从抒情转向叙事，或由自我转向他人。
又肯定是缘份，1997年元旦前，小说家北村由姜文推荐来工作室和陈凯歌谈剧本合作。那时，北村正作为一名热心的基督徒，奔走中国。我们有机缘在北京相遇。他当时身体不好，元旦夜，胃病发作，我送他到北医三院急诊。他只背着一个旧挎包，匆匆赴京，挎包里装着新出的里尔克诗集。他那时还尝试写诗，我们交换读各自的诗作。我是从他这里才真正读懂也是基督徒的里尔克的诗，认识到一种朝向内心苦难与神圣的诗篇。一别有六年，我与北村至今也没有联系，但那短暂的一周，却深夜畅谈，谈到过西藏。他临走，我因为忙，也没送行，只看见他留给我的字条，说到我的隐忍，说今后我一定会有令他感动的作品，而我如果哪一天信上帝，他将会流泪。1997年春，我写下自己最后一首诗，那不再是自我的电影幻觉，而是对一部打动我心的电影的致敬。十几年前，在南京的电影院里，我看过这个日后被举世公认为最成功的商业片导演的早期杰作，那纯粹是一部充满哲学意味的公路片。
静脉
——听《辛德勒名单》主题音乐
哀愁里的绵延
有如你枯瘦的手腕里的
静脉，静静地淌着血
什么都暗下来了，只有你的
静脉闪着微光，借此
你看清你妻子的尸骨优美地
与你缠绵……
什么都亮起来了，包括长长的
漫无尽头的烟囱，包括
数不尽的黑色栅栏，包括
你终于推不开黑色岩石
哀愁里的上帝
从你的静脉中慢慢地
升起，再落在你阴冷的
枕边，跟你细语，要你
不要死去……
我常在饭桌酒后，跟人聊自己在做副导演期间，因一个偶然机会而发现的电影美。那是在北京电影制片厂1号摄影大棚，《荆轲刺秦王》的拍摄刚进入尾声。当时场记突然生病，不得不休息几天，因为是拍内景，又快杀青，不太忙，我便自告奋勇兼做了几天替补场记（其实场记比副导演更能学到东西，日后我总鼓励朋友们先做场记）。那天下午拍巩俐的一个有台词坐位近景，全场肃静下来，我站在摄影机边上，有点紧张，听到执行导演喊“预备”，我弯腰，场记板随手臂伸进镜头与巩俐的脸之间，感到心跳，瞥见巩俐起伏的胸前是战国古绣的花纹，又似乎听到了什么，执行导演喊“开始”，我都不知道随后的场记板真是由我打响，一阵恍惚，趁势蹲下，紧挨着摄影机，不敢动，电影就要产生——女主角的气息轻轻掠过我耳边，感到一丝凉意，她在说话吗？定下心，却听见了更好听的——被军棉大衣裹紧的潘那维森无噪摄影机里精妙的马达，挡不住依然流淌出的令人心醉的低吟，这一瞬，我领略了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