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我的电影缘
作者：王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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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韩国影评人曾要我写下我最喜爱的十部电影，我答应了，想了好几天。那是拍完《安阳婴儿》一年以后，正要写《日日夜夜》的剧本。这个提议让我有机会搜寻脑海里的世界电影，也自然让我回忆起过去的观影时光。
最早还是青少年，喜欢搜集电影连环画。1980年代左右在中国的电影院开始能看到日本、欧洲及南北美各国的电影，且是《远山的呼唤》、《最后一班地铁》、《德克萨斯州的巴黎》、《W的悲剧》、《苔丝》、《砂器》之类的文艺片，不像现在……那时，影片公映后，还会很快出版该片的连环画，卖得也好，我爱搜集，像一本编辑好的电影剧照。1980年代，南京的电影院真让人怀念。欧式古典建筑，却莫名的有东方气质流露，磨旧的大理石台阶前，成排的法国梧桐遮挡着骄阳，或雷阵雨。最近，从《读书》里得知，1920年代，南京中山陵及民国首都规划总设计者吕彦直早年留法，深受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前期欧美建筑界流行的以巴黎美术学院为代表的古典主义艺术思想的熏染。后又回归中土，将西方古典翻译成中国现代建筑。而其实，巴黎的电影院规模都不大，也不繁复，二十年后，我才有体验，南京的大华、胜利两家电影院临摹的实在是法式歌剧院——那时，我常在大华电影院华丽而陈旧的立柱半穹隆屋顶宽阔的前厅排队买票，或有时散场后，等外面的雨停。记得法斯宾德的《莉莉·玛莲》我连看了三场，引起售票员的注意。匈牙利名导萨博的奥斯卡外语奖影片《靡菲斯特》，最近我才淘得碟片，二十年前，在南京的电影院里，我连看两场，印象深远。我还看到过斯皮尔伯格的第一部长片《决斗》，讲两辆卡车在高速公路上的疯狂追逐，绝少对话，我也是连看了三场。若干年后，得知此片曾风靡欧洲。
我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就在家待业，后来又成了一名工人，而作为一个文学青年，1980年代没在大学，肯定是郁闷的，所以，南京的电影院就成了我的私塾。我是1979年，上高中时在新街口邮局里发现有本叫《电影艺术译丛》的杂志，是今天《世界电影》的前身，1980年就改为现在的名字了，我每期都买。1981年夏天开始，我让我母亲在工厂里订。这样，我就算是接触到世界电影史了，那时，该杂志很注重史论的译介。但我也就是爱看，没有钻研。我好像是带着一种玩赏的心态，或为一种嗜好、或如今天的哈韩族追逐时尚般追逐那上面的剧本、理论及国际电影的新旧动态。它既强烈地吸引我，又仿佛与我隔了一层，犹如隔岸观火。因为，那时与自己的生存更密切的还是写诗。作为一个与工厂环境格格不入的文学青年，电影就像是自己的梦工厂，而诗则是氧气罐。1980年代又是观念大爆炸的时代，但哪怕自己是一名工人，我也跌跌爬爬地跟在这个潮流的后面，生啃那些新出版的西方现代哲学，尤其是存在主义及西马。这样，我就在每月阅读《世界电影》的时候，自然地爱上伯格曼、布努埃尔、安东尼奥尼、费里尼、戈达尔，及阿仑·雷乃、罗伯·格里耶、杜拉斯等，当时被称为“现代派”的一些导演，因为，他们的电影剧本恰恰是那些我还一知半解的西方现代哲学的形象阐释，我如入迷宫般兴奋得晕眩，直到若干年后，来北京电影学院，看到这些导演的电影胶片或录像时，才如被熟人领出了宫门。
由读胡塞尔及梅洛·庞蒂的现象哲学，自然地转移到《世界电影》里巴赞、克拉考尔来源于现象学的长镜头理论及物质还原的纪实主义美学，再读安东尼奥尼的《蚀》剧本，阿兰·德龙和维蒂·莫尼卡两人在罗马的一套古老寓所里的连绵气息，这在我1996年看到蔡明亮电影《爱情万岁》的空屋时，引起亲切回忆。而这同时，不知不觉，或如命定般，自己的诗也仿佛找到了方向。
日子
一整个下午，我们围着那一盆
鱼汤，我们默数着那些鱼刺
那些很细、微白、像我们的神经一样的
鱼刺，我们数到1000根时候，天
开始下雨……
我们无法抵抗的雨打湿我们的衣裳
我们收拾起那些鱼刺，我们回家
我们用那些鱼刺去杀人，我们
将
最漂亮的尸骨，晾在我们家的
阳台上，
我们就这样一起过日子吧
因为和电影的私交，我的诗也从因无法进入当时以北岛为标志的诗美学主流的困惑中，苏醒过来。北岛大概是1984年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一个诗主张，主要是说他的诗动力结构是蒙太奇，由此看来，北岛也是个专业影迷。但我写诗，就是不会动用蒙太奇，尽管我相信当时自己的电影知识不会比北岛少，但我就是不会用蒙太奇、用那种字词及意象之间的互动和冲撞去写诗。所以，这就可以想象，当我接触到胡塞尔的现象学及巴赞的长镜头理论时，多么兴奋。我感觉自己的诗可以用不同于蒙太奇的方式去写。
正是对电影的热爱及其给我的机缘，让我得以在几乎是绝境中找到了能创作下去，或夸张一点说能生存下去的信心。所以，日后就真分不清我的诗是真正的诗，还只是一些电影幻觉的笔录。我也不去管这些了，反正自己又有了创作的愉快就满足了，我也确实没立志做一名诗人。这样，我就越来越偏爱电影。电影可以让我有想象的冲动，她时刻击打着我的卑微，让我在病中、在工厂的劳动中、在街头、在书店的闲逛中，及在电影院门前的徘徊中，感到一种希望。这希望实在渺茫，却让我苍白而无力的青春终没有蒙羞。因此，1988年，在我的一次病中出走岭南的道路上，我的箱子里藏着的仅有的文字，是几本《世界电影》，和一卷诗稿。
京沪线列车在雨中
你用一些破碎的饼干，在我面
前
拼凑诗章，我的汗水淋漓
却故作悠然——九百里风雨
中
我们相互欣赏，像欣赏你我无
意
刻画的忧伤
或许是为了抵抗时间的漫长
我们用一些陈旧的构思
谋杀对方——以此为乐
以此互诉衷肠
窗外，水漫过了树梢和新盖的
瓦房
于是，我们迅速换装
扛起那一丁点劫后的家当
各自逃亡——像躲避一场瘟
疫
躲避我们空心的惆怅
车厢空荡荡，静静地保持着一
个作案现场
1989年，我已清晰地看出我的诗其实是我想象中的电影。然后，就到了那个令人难忘的夏天。
今年春天，一个德国记者对我说，中国另几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导演都分别向她表示过，1989年对他们产生过一生中可能是最深刻的影响。当时我心里想，原来大家都一样啊，尽管红尘滚滚，已过了十几年。开头，我提到的那个韩国影评人，她其实是为了一本书的写作，才有机会与我交谈，书的名字她已想好，叫《后天安门时代的电影》。我想，如果“文革”是第五代导演的成人式的话；那么1989，或许就是我们的成人式吧。这一年我二十五岁，在这之前，我是一个迷茫的人，没考上大学，又当不好工人，被工厂开除，身体又不好，流浪了一阵，又不敢再走下去，回了家，正准备在街头立一个书报亭子，卖书卖报，了此一生。诗和电影都不过是能维持我在此一生中不郁闷疯狂、不绝望的药。但1989年以后，我有了变化。十五年以后的今天，我看到一些变化的结果，不出所料，却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是思想和人格的初呈。
二十五岁以前，在南京，作为一个工人、一个文学青年、一个电影爱好者、一个胸无才志的业余诗作者、一个病弱而性压抑而想入非非的不正常青年，他的诗就是他想像中的电影，就是他活着的简装理由。这让我想到法国新浪潮时期的巴黎电影青年，想到今天中国各地敏感而执着的DVD及DV青年，我也曾跟他们一样痴迷，不如他们的是我当时手中没有超8或索尼150。1980年代在南京，我只独自一人，用纸和笔描述我的电影梦。而其实，作为一个文学青年，尤其是一个南京的文学青年，骨子里却是一个不屑于动手操作、蔑视机器、懒散、阴郁却如天马般的隔世看客，换句话说，假如1980年代南京有索尼150，我是否会举起它去拍摄我的所谓诗电影？答案是不可能。1989年以后，我开始有了变化。我觉得不能这么活下去了，我隐约看见有另一种广阔的新生活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