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安放
作者：王小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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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过去不到半年，又是这个小偷忽然打电话给房子的住户说，他缺钱花了，想向叔叔借点钱。被拒绝后，一个星期，他再次来到小区，这次是等在大门口，提出见那个好心的住户，保安们认出他是小偷，恶声说：你还敢来，再看见你，看打不死你。把这个十八岁的乡村年轻人吓退了。
显然，这个孩子不是因为贫困才做小偷，他内心里的最大动力是厌恶乡村，向往城市，但是，城市里没有他的落脚地，没有足够的钱，城市就不是他的。
2002年，河南的一份报纸上登载过这样的消息：一个人从1974年，他还年轻的时候开始了第一次偷牛，被判刑十年。出狱后一年，他再次偷牛，判刑五年。1994年，第三次偷牛，又判刑。1999年，他第四次偷牛，第四次入狱一年六个月。2000年冬天，他赶着第五次偷来的牛沿着京广线走，被发现抓住，被判刑两年。
我相信教化，也粗略了解沿黄河生存的古人有着最悠久漫长的文明教化的历史，先贤有关的言论典籍，历史上有太多的记录。但是，教化和人的本性是相悖的。对于生在了乡村就是乡村人，正像“法官的儿子就是法官”一样，一个不甘做“乡下土佬”的孩子，除拼命读书之外，他的出路实在太少，他的眼前只有一堵墙。而对于没有希望没有未来的人，羞耻已经不算什么，没有羞耻感的人，妄谈人格、荣誉、尊严。
安放那些老人
老人们被遗落在乡村，古人说的“父母在，不远游”已经过时了。
在重庆巫山，我见到一个八十岁的“钟点工”。佝偻的老太婆每天要去邻居家，给那家正读书的孩子做每天的三顿饭，那三个孩子的父母在东莞打工。
人人出门远行“食”，决定了乡村老人的孤独，他们已经习惯了，不再要求什么。过去的年代，乡村人的忠孝概念多数是靠说书人口述说唱传播，而现在，说书人几乎绝迹，忠孝离开民间，只端坐回到那些很少人关注的民俗类读物上。
我要讲的这个老太婆住在河南武陟县，圪齜店乡观音堂大队王东店村。河南人口稠密，村庄们几乎是相连的。村庄里有椿树、榆树、桐树，包围着参差的房子。我去的时候，所有的树上都有蝉在用劲儿叫。这个村子每个农民有六分土地，在那一带属于正常，不多不少。
老太婆在她的院子当心坐，双腿上摆放着她的针线笸箩，她使用的线是那种多年不见的粗线，老太婆正在做棉衣。她有五间泥屋，土墙的厚度超过三十公分。她对我称赞这些泥屋说：咦，冬暖夏凉。老太婆的语言简洁到了极限，她叫麦子是一个字“麦”，叫玉米是“黍”，叫黄豆是“豆”，叫棉花是“花”，叫黄河是“河”，全是单字，好像她和这世界的关系已经单纯得只剩几个单字了。
院子里种的有葱、瓜和青菜，房梁上挂着毛泽东像。灶上有一只容器，像只锅，三条支脚的，古时候鼎的形状。屋里还有一架织布机，是老太婆早年的陪嫁，最好的梨木，由她的父亲亲自动手造的。她几年不织布了，机器一点用处都没有，还占着地方，她想把家里那部织布机处理掉。儿女们说：咦，一堆糟木头谁会要？织布机就一直放在本来不大的屋子里，老太太想劈了它烧火蒸馍，还有点舍不得。我问她，村子里织布机还多吗？她说有几户。我真想有个大屋子，存放各种各样的织布机，这事再不快做，它们就都被烧火蒸馍了。老太婆不太理解我为什么喜欢织布机，临走她送给我一块存放了二十多年的床单，是她亲手织的。
五间老屋旁边起着新屋，是她小儿子的新房，摆的电视柜子、双人床、结婚照等等，墙上糊的吉祥年画和明星照。儿子在这屋子里结了婚，很快搬到县城去了，每月花费三十元，租了筒子房，房间是卧室，大走廊就是所有住户共用的客厅。那里我后来也去过，老太婆的儿子给老板跑车，从广东向北京运蔬菜，据说老板养着一部快报废的车，时速只能开到三十公里，每次出车老板都要亲自跟着，由他付一路的各种收费。
老太婆家里还有老太婆的妈妈，八十四岁了，我没有见到，他们说她串门去了。村上人都说更老的老太婆很倔强，小脚，没人爱跟她说话，嫌她头脑不太好用了。但是她很能骂人，有时候说这个女儿家对她不好，让她吃不饱，她生气了就拿上两个馍，天还没亮，她拐着小脚出门，走大约十公里，到另外一个女儿家。过一段，再以同样的理由带着馍走回来。她用小脚走路并不慢过常人，听说还走得更有劲。老老太婆一次要连续吃六个煮鸡蛋，任何人在吃东西上都不能劝她，“让她吃去，她饿怕了”。家里人很随意地笑她，因为老老太婆听不见，耳聋。她因为“吃不饱”而“出走”已经是一个不新鲜的笑话。
老太婆家的田地很近，她带我们去，拔出刚熟的花生给我们吃。那一次我才知道，新鲜花生刚离开土能有那么嫩，那么好看，每颗都是粉红见白，最尖顶那儿一小点儿红，个个都像刚出生还没啼哭出声的婴儿，即使和婴儿相比，新出土的花生也是惊人的均匀纯粹又安详。一棵花生结七十粒到八十粒。河南话把花生叫“长生”或者“落生”。老太婆告诉我们，稻子熟了的时候才好看，“黄朗朗”。
田地附近正在修高速公路，需要就地取土，大型铲车取走了农田地表的熟土，又造成了许多土地低洼积水，好田变成了坏田，每亩政府给了三千块的一次性补偿款。但是，老太婆说：地不给好庄稼了。
过去，这一带打一口井的费用是一百块，十几米深见水。现在，常常交出一千块还打不出水来。
老太婆有六个儿女，没一个守在她身边，除那个跑京广线拉水果的，另五个家庭都住在城乡结合部，围着郑州讨生活，很少回到乡下来，老太婆常常一个人守着五间泥屋。
土地改革的时候，老太婆不知道她的成分怎么填，她的娘家人富过也穷过。是别人告诉她贫农好，她就写了贫农。老太婆的丈夫曾经在兰州做铁路工人，他们一家当时住在城市。1960年代，丈夫固守“老观念”，认为农民就要回到自己的土地，辞了工作，带着一家人回到河南家乡，高高兴兴分到了土地。这个“致命”的选择被儿女们责备怪罪了几十年，使他一直感觉欠了小辈的人情，抬不起头，心里不乐。
1994年老太婆的丈夫六十二岁，一次，带着孙子出去玩耍回来，说身上不舒坦，并没大碍，还去割了一斤牛肉，一口气几乎都吃了。第二天说难受，临时拿树枝绑了担架抬他去乡上的医院。走到半路，他叫住儿子，说不去了。他认定，去了就回不来。儿子们由着他，又转头抬他回家，在邻村找了土医生，吊水，吊到一半，人就不行了，就下葬埋了。我简直不明白一个人怎么会死得这么突兀这么快，六个儿女对老父亲又处置得这么轻率。但是，他的儿子说：那有啥法，俺是农民。
用河南话说出“农民”两个字，特别干厚、硬实、韧。
我问老太婆，为什么不去县里市里和儿女住，她说她要礼拜。
在今天中国的乡村，很少见到这样寡言但是泰然平和的老人。她不慌张，不谦卑，不迎合，客气而端庄，慢声低语给我们介绍她的家。她的黑暗木床上放着一本《新约全书》。老太婆信教快十年了，每星期都去乡间教堂礼拜。就是那个教堂，后来我和徐敬亚专门去看过一次农民做礼拜。所说的教堂，是一处离村子有一段路的小院子，外墙涂的水泥，室内墙壁地面也是水泥，即使在乡间，也是不能再简单的公众建筑物。农民说是他们附近三个乡的村民自筹资金建的。惟一不同的是修了一个小的尖顶，二层楼高。
离开老太婆的家，见到各家院子里都堆放着比金黄再黄一些的玉米粒，一个小脚老太太抱着一捆芝麻杆在村子中间的小路上得得得走，芝麻有两米高。我是第一次见芝麻杆，真像人们说的芝麻开花节节高。
另外一次，从洛阳去仰韶的土路上，遇到一个倚在麦秸垛上的老太太，车已经很临近了，她突然伸手拦车。徐敬亚立刻停下车。那两只小脚，不说话，不太灵便地直接爬上车。问她去哪儿，她说去礼拜了，要回。我估计她是要回家。问她哪儿下，她的话完全听不懂。走了大约两公里，她拍车窗表示她到了，弯着爬下了车，完全不出声，也完全没回头，拐着转进了黄土垒成的村子。四周到处都是黄的，偶尔看见几个院子里的小井，在冬天的下午，井口一个个大的冰坨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