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安放
作者：王小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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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都知道，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这好像是一条永恒不变的认知定式。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去乡村插队，才明白土地有两种，主体是集体土地，少量的自留地。集体劳动经常是出工不出力，农民把全部心思用在自留地上。我看见农民侍弄自留地的精心，更相信土地是命根子的概念。但是，到1990年代，我再到乡下去，事情完全变了。
半个世纪前，或者春日或者秋夜，农民意外地分得了土地的那份喜悦，我们在太多的宣传影片里见过。中国历史上总是萌发均田地的愿望，然后是愿望的惨烈或无奈的落空，再然后是代代相传的为愿望的抗争。类似故事我们还没忘记。在两个世纪之交，农民弃田而走，毅然决然，头都不回。那种弃土地而去的决绝，不亲眼见到，真的很难相信。对于我这个在乡村生活过几年的人，这个变化，简直相当于永恒真理也突然变了。
原因再简单不过，土地，它不再养得人了。
在贵州、四川、重庆、广西、湖南、江西，在这些临近广东的省份的很多偏远村庄，我都看到过开往“东莞”、“深圳”的长途客车。像北京郑州这种城市更是“不设防”的。它基本平坦却四通八达。人们涌进城市，寻找改善命运的机会。深圳这个已经公布有一千二百万人口的移民城市，每年邮寄向各地的汇款有九十亿元人民币。
维系了多少年的人和土地的情感凉了。土地反过来，成了年轻一代避之不及的敌人。有东北的农民告诉我，再没有人去把路上的马粪牛粪捧进田里，化学的快效把粪肥替代了。在陕北佳县乡间居住的李有源的后人，就是歌曲《东方红》的署名词作者的那个李有源，他的孙子对我说，要考出佳县去，到大地方去学电脑。
距离郑州市区二十公里左右，就是黄河的花园口。2001年冬天，我和徐敬亚在那儿偶然遇到了几户水上人家，参观了他们的渔船，有煤气罐有高压锅有床铺，有小孩子在仓里仓外跑。渔民说他们从祖上起，世代没离开过河。只是最近几年，才有时候上岸，到镇上买蔬菜割肉，还指给我看岸上停着的一辆崭新的摩托车。很快，两年以后再去黄河边，船上人家已经成了固定的旅游景点，渔民不再行船，船边紧靠河岸搭着几条大木板，游人们上船去吃黄河鲤鱼已经成了这个城市的新时尚。
城市不可能热情地迎接农民，就像战后的德国缺乏人工，引入土耳其人来做苦力，后来，德国人惊呼：我们需要的是做工的，但是，“人”来了！一个人，立在那儿，看来简单，事实上人的后面充满了全部复杂。
我住在郑州的时候，在春天，住宅区里出现了四个农民，每天天亮就开始挖坑。他们承包了整个小区的种树、除草。四个人住在一个空的平房里，水泥地上铺纸皮加条棉被就是他们的床铺。几个人围着院子，种了好些棵杨树。他们经常打开浇水的管子，把它甩在树桩下面，几个小时没人来看管，任水四处流淌。接近麦收的时候，他们不浇树也不除草了，每天蹲在新近清理过的花池上，窃窃私语。问他们，说着急回家去收麦，但是，老板不给工钱。问拖欠了多少钱，说三千元。四个人一个多月的工钱要不回来，无论如何都不能饶。他们想去省政府，又想去找媒体。后来几个人默默消失了，应该是拿到了工钱。人走了，留下满屋子的垃圾烟头酒瓶砖头，老板又要再雇人来清理。这四个农民种的树活了大半，还好，完全死掉的是少数。经常，劳资双方的矛盾是绝对的，而问题是双向的。
中国的许多城市都在渴望变成“国际性大都市”，有些城市已经急切地宣布自己达到那个目标了。事实上，数量很多的省会城市还只是高楼大厦俯瞰下的装满农民的庞大镇子。
在郑州，我们开始住在“郑州欢迎你”的大横幅以外，那里属于近郊，连出租车都少见，要走很远去找。黑了天路上很少见人走动。几个月的时间，先是路边有卖早点的席棚出现，很快，高低深浅各种席棚连接起来，居然还出现了一口小机井。又几个月时间，席棚消失，红砖房出现。到我们离开郑州时，那一带发廊、照像馆、茶餐店、烩面馆、羊杂汤、网吧、影碟出租店、临街铺块报纸就摆卖的菜市场……几乎什么都有了，变戏法一样。徐敬亚对我说，这方圆五里几年内的变化，简直就是当代中国变化的一个小型微缩景区呀。
细一看一想，所有经营者都是刚从乡村来的农民。墙头频换大王旗，这家倒闭那家开张，喇叭朝着街面响，行人车辆就碾着连接音箱的电线走。冬天一到，他们在街边拢枯树枝垃圾废物点火取暖，满街的溜溜的浓烟。有时候烤什么带皮毛的肉，满街的怪气味儿。小面馆里忽起忽落的猜拳声。只要有人出入的门口随时升起热腾腾的水蒸气。流动中的人们见缝插针，只要能做起生意，只要能伸出手去收钱。
人的生命力实在太顽强了，活着的水准降得太低了。
2001年春天我们在重庆市中心的解放碑下面经过。一伙人从身后超上来，只见到他们的背影，一共八个，都不足一米六的个子，都戴草帽，背上都是扎紧的一卷草席，席子中间卷住一把砍刀，后腰上挂一双碗筷，碗是搪瓷的，大号，筷子比我们日常使用的粗长一倍。他们旁若无人，步伐整齐，急行军一样超过所有闲散的市人。我从背后看他们，衣食住行劳动都集中在那些小矮人们的身上，这些日夜奔命的人。
另一次在贵州乡村，一辆类似“面的”的车，横冲直撞开到十字路口突然停住，车上涌下来三个人，都是小个子，最先跳下来的那人提只鸟笼子，慢悠悠地向街心走掉了。第二个拿了一把很长的工具，好像是刀，也向街心走。最后一个背着捆扎的厚棉被，在刚刚载他的汽车掀起的红尘土中停住，左右环顾。
济南、郑州、西安，都是农民的城市。河南的农民进了城随地放下筐，或者小葱或者萝卜或者草莓或者樱桃，一切应季节的，土地里出来的，都摆开了。连杆秤都不需要，都分成堆，按堆论价。收麦的季节，郑州街上经常见到风吹动着麦芒跑。东北长春的“早市”，拉蔬菜的马车驴车都在规定时间段之内进城再出城，只要备好接牲畜粪便的布兜。
郑州这个城市的红十字会医院，诊室里生着蜂窝煤炉，地上有烟头和痰迹。医生会在间断问诊的同时，往那火炉子里夹补着蜂窝煤。炉上热着的是医生护士们的午饭。没人觉得这些不正常，乡村医生多少年来就是这么做的。
有很多都市里的年轻人喜欢自称自己是白领。但是我知道，和白领相配称的，应该是一整套的生活方式。在烟熏火燎的所谓现代都市里，我怀疑他们的那些领口，会保持得住白吗?
安放那些灵魂
我不相信有灵魂，但是，我越来越多地看见很多的人都忽然安静了，渐渐灰暗了，最后入土了。我们总希望那些最终入了土的人是心安的。所以我说，只要相信有灵魂，它就一定真有。
2004年，《南方都市报》曾经报道了一个惊人的事情。一个从湖南外出做工的老汉把患病死掉的乡亲从福建背上火车，试图转车几次，跨越福建广东湖南三个省份回家下葬而后来在车站被发现的事。标题叫“老汉千里背尸”，当成当代的仁义之事，让全城人吃惊。那天早上，我和每天一样，从报亭里拿到一份《南方都市报》。头版的通栏大照片是侧面俯拍的：广州巡警在一个公交车站询问一个农民，农民脚下是捆扎着的物件。那是一个像成年人一样细长的“东西”。谁会想到，那细长物件就是一个已经死掉的人？
后来，媒体的注重点从老汉的角度，又转向了是否存在传说中的赶尸人。人们的兴奋点总是围绕稀奇古怪走，谁会总去关心一个病死的工人和背尸人后面的故事。他们从哪里来？他们为什么来？
把故去的人安葬，是人类不同宗教不同民族共有的古老习俗。
在重庆沙坪坝公园深处，有块红卫兵墓地。我和徐敬亚2001年去看过，不好寻找，在公园的最深处。快四十年了。不知道它怎么侥幸保留到了今天。1967年，全国性的武斗各地都有发生，各大城市都有伤亡。我不止一次亲眼看见过大街上缓缓驶过的车队，那是展示血衣的宣传车，高喊“还我战友”的口号满城游行。在我出生的那个城市，曾经的地质学院两侧松林间就葬过武斗死掉的红卫兵，当时我还去看过，有纸扎的花圈，大约一年或者两年过去，那一带恢复原貌，坟迁走了，变成一片安静的松林。现在已经改造成了宽阔漂亮的文化公园，放养很多白色的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