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从“他人”到“我们”
作者：索 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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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关于印第安人文化讨论的深入，代言人的问题越来越尖锐。所谓“人类学”、“社会学”内部早已出现了批判的声音，谴责那种把印第安人问题当作“原始文化”或仅仅是“民族文化遗产”来研究、而无视他们紧迫的生存现状和现实斗争的冷漠倾向。
令人欣慰的是，在拉丁美洲的历史上和现实进程中，始终有一大批具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代言人。十五世纪的墨西哥恰帕斯州主教拉斯卡萨斯、二十世纪的墨西哥恰帕斯州民族解放军副总司令马克斯，仅仅是他们中间的代表人物。印第安人运动在这片大陆获得发展，不能不说与拉丁美洲文化中的“同情心”有关。
几年前，我无意之中读到一份墨西哥某技术学院的不定期刊物《空间》。薄薄的几页纸使我非常感动，至今不能忘怀。为了说明正在阐述的这个如何对待“他人”的命题，我又翻箱倒柜把它找了出来。
1998年4月，该校的一批青年学生和教师自动组织起来，到游击队活动的恰帕斯地区进行了四天访问，这本朴素的刊物记录了参加者的心得体会。出版者“前言”的最后一句话是：“很简单，这群墨西哥年轻人希望他们的声音被传达出去。印第安人有一句口号：让‘我们’缺席的墨西哥再也不要出现。我们离这句话不远。我们的声音、我们的诺言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恰帕斯，为了墨西哥。”
一个叫玛丽娜的姑娘在她的感想结尾写道：“我在恰帕斯获得了一件珍宝，那就是一个决心。面对这么多人必须忍受的非人道生活，我决心再也不闭上眼睛。我不会继续等待政府或‘超人’来改善这些满面泪水的人们的生活境遇。我个人当然无法全面或部分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我肯定要做一些事，我绝不会再当沉默的同谋。
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能找到他们自己的‘恰帕斯’，并由此做出他们的决定。”
在不止一个人的“体会”中，不约而同地出现“同谋”、“内疚”的字眼。
再举一本纯学术书为例，作者为纯学者——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厄瓜多尔分院的人类学研究人员。这本书的题目是《生存的权利：多样化、民族特性与变革（印第安人与非洲裔厄瓜多尔人的法律人种学）》，出版于2004年。题目听起来很学究化，但实为一本很有正义感、人情味和学术价值的考察报告。
人类学中的法学研究兴起于二十世纪初期，1980年代初，法律多元化的观点受到重视。作为印第安人及其盟友斗争的结果，1998年修改的厄瓜多尔宪法将文化多样性的文字写入了基本法。利用这一法律余地，该国一些有觉悟的知识分子开始了有良心的学术活动。他们与财力雄厚的环境保护组织、全国性印第安组织、印第安部落一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对几个有代表性的印第安人村落进行了跨学科、多文化、多语种的调查研究。研究者征得了部落的同意与合作，得到了部落派遣的助手的支持，直接用当地民族语言采访当事人。最重要的在于他们高尚的出发点是为了澄清：“印第安人与非洲裔厄瓜多尔人如何在法律多元化的背景下行之有效地保留了自己的法律体系？他们的法律与国家正规法律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协调关系？厄瓜多尔法律多元化的前景如何？它对建设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公民权利体系有何积极贡献？”（见该书第17页）
也就是说，他们试图从法学的角度证明“边缘”文化的存在价值。
学者们明确表明他们的“学术研究”涉及重大的政治命题：“几十年来日益取得共识的人权问题首先要求恢复人的生存权利，这意味着所有人有权按照自主的方式生存。只有当拉丁美洲各国政府理解了这个原则、并从政治和法律上付诸实践，我们才能够谈论多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否则，我们必须指出，现行国家是排他的国家，是无异于前殖民地时期的、听命于上层统治阶级的国家。”(见该书第12页)
研究者在前言中尖锐地指出：“西方的自由主义原则是可憎的，它规定不懂法律的人不能免于罪责。不懂什么法律？当然是国家的法律！但是，从原住民的角度，我们同样可以说：先生们，你们不懂得我们的法律，因而同样不能免于罪责。”（见该书第13页）
学术在为弱者伸张正义的道路上接近了文化和政治的颠覆。
研究者对印第安人社会中诸如领土资源、财产争端、仇杀、酗酒、奸情、首领谋取私利等许多案例进行了有意思的调查，并跟踪观察部落居民如何在传统法和部族权威的指导下，根据和谐、团结、调解的原则，有效地解决争端，实行自我管理。研究者指出，印第安部落法律原则的背后是天人和谐的宇宙观，它重视的是共同的利益、集体的幸福，这是一种与优先私人利益的现行西方个人主义社会非常不同的文化存在。
结论是：既然在一个国家里存在着不同的法制社会，那么，现行法律文化就应该是多元化的。这是一个迟到了五百年的认可。
我们
近十几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在有关印第安人的话语中，越来越多地出现着“我们”这一第一人称表达。印第安人再也不是单纯的给研究者们提供情况的“报告人”，他们有了自己的知识分子。
危地马拉基切族妇女里戈维塔·门楚是他们当中一位象征性的人物。门楚当过种植园童工、女佣。她的父亲是印第安农民运动领导人，门楚勇敢地继续父兄的斗争，并成功地利用了联合国这个国际舞台。1982年，在一位法国女作家的帮助下，门楚写出了自传，出版后很快被译成十一种文字再版，引起国际社会对印第安人问题的普遍关注。自此，门楚作为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奔走呼号，足迹遍及二十八个国家，并在19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五百周年之际，参与组织了许多国际性重大抗议活动。这一年，她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埃沃·莫拉莱斯小时候是玻利维亚克丘亚族的一个穷孩子，是七个兄弟姐妹中存活下来的三个孩子之一，其余的都夭折于一两岁，这是印第安农民家庭儿童的一般存活率。埃沃·莫拉莱斯对童年最深刻的记忆是捡游客扔掉的桔子皮嚼着吃，是整整一个星期在饥寒交迫中轰赶五十只羊驼的经历。而今天他从羊驼的后面走到了人群的前面，勇敢地领导着玻利维亚全国性第二大政治力量——“争取社会主义运动”。他成了让右翼害怕的雄辩的国会议员，受到全世界的邀请，访问过几十个国家。
哈维尔·拉霍是秘鲁克丘亚族学者，他不仅参与组织了“秘鲁人权及印第安人”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秘鲁印第安人常设委员会”，创办了《印第安人民》及《帕恰库蒂》等杂志，还发表大量理论性、政论性文章，阐述印第安世界观的独特价值，回击西方理论精英对各种边缘文化公开和隐蔽的挑衅、诬蔑。2004年底，他发表了重要的长篇论文《从印第安文化的角度看西方暴力》。这篇足见功力的文章从古希腊哲学讲到现代殖民主义，代表穷人世界、弱势群体有力地“解构”了当前这场针对第三世界人民的荒谬的“反恐”战争。他认为，西方社会是在排他主义的、通过暴力推行的神权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西方文化也许是最讲暴力的文化，殖民主义过程中的暴力行为是迄今为止最大的种族灭绝，如此暴力只能从文化根源上来解释。西方文化把绝对真理、惟一存在的抽象原则混同于大自然与生命运动本身，无法理解他人生存和大自然存在的哲学根源。哥伦布的真正动力是在全世界推行基督教，黄金只是神对战胜者的奖赏。而印第安文化中的辩证概念与这种排他主义文化迥然不同。
2005年伊始，拉霍的论文集《受损的主权》出版，由该国圣马科斯国立高等大学终身荣誉教授作序。拉霍在前言中明确提出要“重新用第一人称表述印第安文化，恢复我们的政治地位”。他认为自西方人抵达美洲以来，在两万年间逐渐形成的本土文化一直受到西方文化的异化，因此现在的主权是“受损的主权”，争取独立、重建安第斯文明秩序的斗争仍在继续。
随着“我们”的显现，印第安语言的重要性也突出起来。用印第安语直接撰写的新文本陆续出现，如在1992 年11月召开的第四届基督教哲学国际代表大会上出现了用克丘亚语提交的论文《安第斯山美洲的文化现状及其前途》。关于印第安语言，带有印第安人血统的、秘鲁“安第斯思想学会”学者马里奥·梅希亚·瓦曼这样说道：“我们建议，让土著语言成为给美洲哲学加封地区和大陆本色的语言。具体在我们这一地区，指的是克丘亚语。因为，其它语言——比如说古希腊语、德语、英语或法语——所表达的概念只能反映那些民族的、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宇宙观和需要。我们希望这一要求成为整个第三世界人民的要求，让他们用发自内心的、自己的方式表达经济、文化和精神上的愿望，以便使他们的生存有内容、有意义，摆脱物质和精神上的依附状态。”
拉丁美洲印第安人民的斗争像一面镜子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呼唤着正视、理解和思考。西班牙当代作家胡安·戈伊蒂索洛说过，“一种不承认边缘文化丰富性的文化注定要遭到诅咒”，一个自私的、无视他人生存境遇的民族必定会受到惩罚。记得许多年前，一位女士谈起俄罗斯“艳女”在深圳的歌舞厅生意很好，但已不够时髦，希望引进一批头插羽毛身着古代服饰的印第安人跳舞以增加刺激。今天，我们对“印第安人”的了解和理解增进了多少呢？我们如何对待自己文化中的“印第安人”呢？
作为拉丁美洲研究领域的一员，我一直认为：“我绝不会去做什么拉丁美洲问题的专家。拉丁美洲不是供人们‘研究’的，只有用心血浇灌这片土地的人才有权利成为这种专家；如果我们还懂得尊重，至多可以做一个传递信息的使者。”今天，这片土地的主人正在发言，而我作为一个传递信息的使者，就有了义不容辞的责任。
索飒，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丰饶的苦难：拉丁美洲笔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