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从“他人”到“我们”
作者：索 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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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死去的时候，
也希望像祖先一样，
被葬在一个泥坛子里，
紧贴着它黑暗、清凉的腹壁。”
厄瓜多尔，这个以“赤道”（Ecuador即“赤道”）命名的南美洲安第斯山国家，我与它的第一次感情交往，大概来自这支忧伤的民歌。苍凉、低沉的，像那里的山民爬坡步伐一样平缓的旋律，不仅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也留在了我的血流中。这回真的到了厄瓜多尔，它也是我接触的第一个安第斯山国家，其首都基多被赤道穿过，海拔二千八百米。
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飞机飞越了当年哥伦布花了一个月才渡过的大西洋，在一个位于委内瑞拉眼前、却古怪地属于荷兰的小岛Bonaire补充给养、更换机组之后，依次向西飞越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这一连串安第斯山国家。我早早换到窗口，渴望地俯视今生也许无缘用脚踏上的这片宽阔山体，艰难地辨认着在云层下闪烁的农田、农舍和蜿蜒山路。
安第斯山是世界上最长的绵延不断的山脉，长达九千公里，宽处近五百公里，大部分山峰在海拔三千米以上。山脉如一条纽带联结着一批南美国家，像天然屏障耸立在太平洋沿岸。发源于雄浑山脉的道道河流养育着东西两个方向的人民。安第斯山注定要成为拉丁美洲尊严的象征。诞生于山海云端的印第安人排箫曲《雄鹰飞过》传遍全世界，甚至被配上了英语歌词。十九世纪独立战争时期，阿根廷起义将领圣马丁率领的“安第斯山军”翻越海拔三千多米的山隘，解放了智利。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为了加强区域兄弟合作，安第斯山区的南美国家建立了“安第斯山共同体”。而早在十八世纪，一个高傲的欧洲教士却病态地谴责美洲的“无序”，质问为什么美洲的山脉不像欧洲的山脉整齐地由东向西排列、却怪诞地呈南北走向？
在进入厄瓜多尔上空的航线上，我看到了难忘的景观：穿出厚厚云海、在阳光下银光闪闪的巍峨火山，好像天堂里的日本富士；不止一座，其中之一是海拔接近六千米的Cotopaxi火山。有人说，如果考虑到地球是椭圆的，位于赤道的厄国雪山从地心的实际高度可能高过中国的珠穆朗玛。在惊叹中，又有一座如雾海明珠般的高山湖泊被缓缓甩在机翼之后……
厄瓜多尔坐落在火山、地震带上，历史上记载过许多次真正的“山崩地裂，沧海桑田”。2000年，Chimborazo省El Altar雪山的崩塌曾使一块一百五十万立方米的巨石垂直坠下九百米，落入黄湖，造成湖水肆虐泛滥。抵达首都基多后，当地朋友不止一次情不自禁地向我描述：要是天气晴朗，你在城里就可以看到远处的雪山……那年火山喷发，壮观的景象就像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一样……
这样的地理应该养育相应的民族，六七年前我曾凭感觉描写过：
“安第斯山区一带的山系仍处在地理概念上的造山运动过程之中，仅中美洲就有二十四座活火山，是世界上火山最集中的地区。巍峨庄严的火山如一个神秘的隐喻，屡屡出现在文学艺术作品里。墨西哥有一位画家擅长火山题材，他甚至乘直升飞机从空中俯瞰火山群，这样的写生大概是很独特的。在这块仍在生长的大陆上，三十多个国家也如同一座座活火山，当地火腾空时，灼热的熔岩像是从迸裂的血管里溅涌而出的血流；当岩石巨人沉默时，地心的潜流不安地蠕动，酝酿着新的喷发。很难给这样的大陆换血，也很难预料它生动的行为轨迹。”
事实在一次次印证我的直觉。
我们下榻的旅馆正对着基多市著名的El Ejido公园，又赶上星期日；像以往一样，年轻的艺术家们在沿街的一面摆满了他们的美术作品，它们表现着独特的拉美风格：粗犷的线条，夸张的透视，夺目的色彩，变形的体态。对时间紧迫的我来说，它是一个即时民间艺术馆。在如此宁静中，谁能相信，就在几天前，自发的示威人群曾从四面八方涌向基多，硬是让总统提前两年下了台；而且就在我们的所谓“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国际会议在海滨城市瓜亚基尔召开的当天，基多又爆发了要求解散议会、实行彻底政治改革的民众游行。曾被政府斥为“痞子”、继而以“痞子”自我命名的民众抗议运动的中坚竟是妇女、青年和印第安人。我们翘首仰望贴着“痞子之家”的高楼玻璃窗，却已买不到刚出版即脱销的《四月的痞子运动》一书。很有意思的是，在飞机上，我正看完一份国内出的参考文章，介绍作为中国先进文化代表的“工商文明”如何面临“暴政”和“暴民”两大敌人。拉丁美洲正在发生的历史可以用这个逻辑来解释吗？
更意味深长的是，几年前，这位今天被赶下台的总统、当年的上校，曾经因拒绝向抗议的民众开枪而被捕入狱，后来又是靠着以印第安人为主的民众支持、于两年前击败本国百万富翁“香蕉大王”赢得大选执政。“他为什么又被赶下台了呢？”我们急切地询问。“因为他背叛了我们！”
谁是“我们”？
在厄瓜多尔的几天里，许多人异口同声地告诉我——“我们”的主体就是往日影子般的、被体制视为草芥的印第安人。
幸亏1992年我在所谓“地理大发现”五百周年之际的墨西哥城有过振聋发聩般的见闻。我亲眼看见了徒步来自全国各地的墨西哥印第安农民一张张沉默的面孔。他们手里举着象征印第安养育之神的玉米秸，低着头，神情严肃，在沙球等印第安打击乐器的伴奏下跳着祭祀性的舞蹈。在那鲜明而又单调的节奏里，人们听到的似乎是顽强存活的语言，是默诵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亲耳听到了路边市民们自发的呼声——“正义”、“正义”，声浪在激动的情绪中颤抖。所以，后来当1994年1月1日——“新自由主义”式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之日——墨西哥爆发恰帕斯游击队运动时，我没有感到诧异。在写成于1997年的《丰饶的苦难》里，我写进了“五百周年”时的抗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然而，我并没有充分估计到，那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起点。
苏东解体、布什当选、9·11、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新世纪里的“地球像一个被磨圆的骰子，/它已无法停止滚动，除非落入一个坑里，/一个巨大的墓穴之坑”（引用秘鲁诗人巴列霍当年的诗句）。此时，拉丁美洲却传来了异样的声音，一个接一个的“新自由主义”总统被轰赶下台，一个接一个的左翼政府当选执政。民众抗议浪潮此起彼伏，政党、工会、学运等传统领头角色被真正的“老百姓”取代，而“乌合之众”的主力竟是昔日只配在道边卖艺乞讨的红脸直发印第安人。我们被告知，这一幕历史的起点就在十几年前十月十二日（“哥伦布登上新大陆”之日）那个神秘的日子里。那天，印第安人改写了世界历史，庆典在整个拉丁美洲变成了抗议，历史书上的“发现”新大陆字眼被暧昧的文明“相遇”、文绉绉的文明“碰撞”或直截了当的“入侵”取代。
从此，拉丁美洲的抗议运动一发不可收拾，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政策造成的社会危机像干柴，使这堆烈火越燃越旺。
在今天的拉丁美洲，印第安人已经成为当仁不让的历史主角。在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等印第安人口众多的安第斯山国家里，他们有了自己的政治组织，他们中出了女外长（与代表上层统治阶级的美国黑人政客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在议会独当一面，他们在电视台与独霸舆论的知识精英尖锐“对话”。印第安人悄然有了自己的知识分子，哲学家、律师、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关于印第安人命题的话语中，第一人称的“我们”正在逐渐取代善意的代言人口中的“他们”，以及权势口中被侮辱蔑视的“他们”。连世界银行也在积极举办印第安人才培训班，他们终于意识到，要解决拉丁美洲日益令人头疼的“执政能力”问题，必须让占人口多数的“边缘人”来领导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