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环球笔记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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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沁）
语焉不详的左派
左翼知识分子刊物《异议》（Dissent）的主编、犹太裔美国学者迈克尔·沃尔泽，在今年春季号的《异议》发表一篇文章，诊断当下美国左翼政治与知识分子的困境。
沃尔泽说：右翼保守派为什么能主导美国今天的政治文化？右翼知识分子与活动家往往能表达简单、明确和坚定的政治理念，而左翼的政治话语却过于复杂、含混和充满疑虑。在9·11事件之后，自由派改革者诚实的谨慎态度远不如布什同盟那种斩钉截铁的风格更能激发美国人的信心。约翰·克里在总统竞选辩论中曾说，“一个政治家可能非常确定并且非常错误”。但大多数美国民众似乎宁愿相信，错误的确定性将最终得胜，甚至会战胜自己的错误。
而左翼知识分子缺乏这种确定性，因为左翼已经不再拥有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理论的支持，他们不再敢轻率地将所有的社会问题归结于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虽然他们仍然发表批判见解，却只能针对（诸如教育、健康保险、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或者公民自由等等）具体问题做局部讨论。左翼知识分子好像失去了完整的价值观与世界观。这似乎应验了福柯的论点，“普遍知识分子”已经消失，只剩下了专家。但在意识形态谱系的另一端情况恰恰相反，“普遍知识分子”正生意兴隆：他们的“自由市场理论”具有解释一切的效力，可以使其信奉者对所有问题抱有“归根结底”的见解，再结合美国主导民主化的理论，以及上帝神圣支持的信念，他们甚至自信对世界上所有地方的所有问题都有简单明确的答案。
沃尔泽分析指出，这种鲜明的反差在几十年前也存在，但刚好左右错位：左翼斩钉截铁而右翼却犹豫不决。因为老马克思主义者依靠的是一种“世界历史”理论而不是道德学说，他们要做只是认同“历史必然性”的前进运动，与工人阶级形成革命的联盟，而不必过多担心道德上的正当、对错与善恶问题，这些都会在革命之后被迎刃而解。而在冷战之后，左翼失去了来自历史必然性的支持，必须自己来面对道德负担。反过来，右翼却获得了道德解脱，他们的自由市场承诺最终会使得道德问题自然解决，或者，上帝会眷顾这一切。因此，今天左翼的政治话语几乎都是道德性：维护人权、反对环境恶化、支持公共价值，反对非正义的战争等等，无不如此。而道德论述也因为失去了总体图景而常常变得语焉不详。但沃尔泽认为，所有这些领域的斗争其实并不支离破碎，应该而且可以被归结为一个一致的诉求，那就是对“平等主义”的政治承诺。左翼政治必须以此作为自身独特的标志，才可能摆脱目前四处出击却杂乱涣散的困境，在实践中获得感召力，以推动“民主的平等”这一左翼政治恒久的目标。
（刘擎）
巴黎和伦敦的思想家落魄潦倒
学者阿兰·莱丁在《纽约时报》撰文称：以往，英国和法国在文化上的最明显区别表现在他们的知识分子对待公共事物的方式。法国人希望他们的思想家在涉及良心和国家的问题上仗义执言，英国人则对“知识分子”的概念本身表示怀疑，更乐意他们的“学者”悄悄地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搞研究。虽然两国的知识分子都为政治辩论增添了许多的分量，但是现在，两国的知识分子都面临灭绝的危险。
这个变化在法国尤其明显。因为欧洲没有任何地方像巴黎一样让知识分子作为政治演员介入公共事物。具体地说，1898年左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我控诉”强烈谴责反犹主义开了先例，从而鼓励天主教、法西斯、共产党、托洛茨基、反共分子，以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占领道德制高点。
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作为意识形态斗争化身的主要人物雷蒙·阿隆和保罗·萨特已经被抛于脑后。法国政府好像懒得再对知识分子大献殷勤，那些曾经成为知识分子宣传工具的报纸面临发行量日益萎缩的困境，甚至大学生已经将注意力从政治转向找工作。追求知识在过去就是目的本身，现在却成了获得知识以外东西的手段。2月份，四万名受到良好教育的精英分子签名谴责右翼政府发动对“智慧的战争”削减科技和研究预算。有个部长反驳说“作为知识分子，怎么能被当作需要保护的物种呢？”
英国最近的经历同样表明“思想缺乏”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事实。虽然在1930年代出现过剑桥共产党分子和法西斯分子，英国从来没有政治上的极端主义出现。但是费边社表明知识分子可以影响政治。这个成立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工会运动和工党的推手。里面有些出类拔萃的人物：1950年和1960年，罗素在英国的影响力就和萨特在法国的影响力一样大。
但是到了1980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削弱了工会的力量，1990年中期托尼·布莱尔的新工党放弃了老左派的路线。在英国同样随着社会主义衰败，意识形态辩论烟消云散了。如果1960和1970年代的英国内阁延揽像理查德·克罗斯曼、迈克尔·约瑟福和罗伊·詹金斯这些知识分子，他们的地位现在就会被缺乏观点和思想满脑子只有民意测验数据的实用主义者占据。真正有学问，有眼光，关心公众事物的知识分子已经灭绝，取而代之的是些浅薄的权威专家、智囊团辩护士和宣传家。
电视上充斥着现实剧，报纸上全是些家长里短，整个社会缺乏活力，像一滩死水一样沉寂，公众辩论也是如此。缺乏政策理念的政治在媒体炒作下更像滑稽的肥皂剧：法国总统希拉克会不会输在野心勃勃的经济部长尼古拉斯·萨尔克奇手里？英国的财政大臣戈登·布郎会不会战胜布莱尔入住唐宁街十号？
如果政客们不愿意深入考察他们的社会的话，知识分子能做的更好吗？在法国，那些知识分子如作家、编剧、电影导演，还有哲学家、科学家确实提高了他们的嗓门，但是主要还是为自己的利益辩护。在英国，知识分子通过媒体找到了新的听众，他们得到了名声却失去了影响力。一个有趣的副产品就是英国的政治剧场现在讨论报纸忽略的问题。
在肯特大学教书的菲雷迪说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政治正确一起促成了降低学习标准，奖励平庸，打击学界的追求卓越的可怕后果。他认为由于鼓吹社会包容使得政府和媒体讨论公共议题时幼儿化简单化从而对信奉“低标准”的文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一个结果就是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担心被别人认为有精英意识。
“从前古典知识分子英雄般的形象和气概让位于实用主义者的现实算计，他们的工作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菲雷迪说，“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和艺术本身已经不再有任何价值，它们的存在仅仅因为对社会有用。”
英国政府正加大力度把教育当作提高就业率的工具，把文化当作娱乐产业。“现在出现了新兴的知识企业家，如大学经理、博物馆经理和画廊经理等，他们对文化的内容和思想冷漠得很。”菲雷迪还回忆起英国教育大臣最近对“学者追求真理”说法的蔑视。
很明显，这些对公共知识分子来说是艰难时刻。政府觉得不把知识分子放在眼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用菲雷迪的话说政客和媒体“用声音的诱饵一勺一勺地向公众灌输观念”，大众总的来说对政治辩论缺乏兴趣。
如果知识分子精英被当作反民主的力量排斥的话，社会作为整体将为此付出代价。批评性的知识分子曾经被当作独立于当权者之外的声音，从而增强民主的多样性。如今，随着政治辩论越来越多地被媒体和政府主导，知识分子的沉默将破坏民主最关键的监督制衡机制。
（吴万伟）
当初力挺顾雏军的经济学家今安在？
据报载，顾雏军的“家电王国”看起来已经成了黄粱一梦，格林柯尔系濒于崩溃！整个事件竟像是冥冥之中有命运在恶意作弄：“王国”的崩溃偏偏是从标志性的科龙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