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环球笔记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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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加快实施生态补偿机制
日前，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接受香港《大公报》记者采访时称：中国应加快实施生态补偿机制。
潘岳说：生态补偿机制是实现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手段。即是用计划、立法、市场等手段来解决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的利益补偿。政府还应运用市场手段让社会各阶层之间进行生态补偿。富裕人群消费的环境资源多，应当做出更多的补偿。如城市生活污水收费，用水多的应该加倍付费；占用空间大的高档住宅、排气量大的汽车也应该向环境付费。对高价值商品应开征高消费税，其中要包含一定比例的环境补偿费。污染大户应向污染受害者进行生态补偿。我们应提高排污收费标准，迫使企业为节约成本选择治污。总之，完善的环境付费和环境税收政策，可让高收入阶层拿出更多的钱改善环境，让低收入者享受到更多的环境权益；让生产者自觉追求环保的生产方式，让消费者自觉选择环保的消费方式。
潘岳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是人类社会内部关系不和谐的结果，先是社会对部分人权利的剥夺，然后才导致了这部分人对自然权利的剥夺。比如，贫困山区农民没有办法生存，只能毁林开荒，黄土高原严重的水土流失就是这么造成的。和谐的社会必然是公平的社会（不是平均），实现社会公平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条件。在目前社会贫富差异悬殊的情况下，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是非常困难的。富人不愿意放弃已经享受到的物质富裕，穷人也不甘受穷，他们要千方百计地追赶富人，途径就是提高经济增长指标，扩大生产规模。在不解决贫富不均的前提下强调环境优先，就有可能否定穷人追求经济和社会平等的权利，因此难以达成全民环境保护的共识。因此，在和谐社会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具体措施就是实行一系列生态补偿机制。
潘岳谈到围绕环境问题产生了一些社会矛盾，环境不公加重了社会不公。这一点在国内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城乡不公平、区域不公平和阶层不公平。首先是城乡不公平。中国农民为中国现代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他们却愈来愈被排挤在现代化成果之外。权力与财富向城市集中。农民在就业、教育、社保等方面成为牺牲者。拿环境来说，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农村环保设施几乎为零。城市环境的改善是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通过截污，城区水质改善了，农村水质却恶化了；通过转二产促三产，城区空气质量改善了，近郊污染加重了；通过简单填埋生活垃圾，城区面貌改善了，城乡结合部的垃圾二次污染加重了。其次是区域不公平。几十年来，中国资源富集的不发达地区源源不断地将资源输往发达地区，如今已积累了发展力量的发达地区却没有给予不发达地区足够的补偿。环境也是如此。西部是我国大江大河的源头和生态环境的天然屏障，长期以来开发森林和矿产，破坏了生态环境。我们对西部地区不断提出限制发展、保护环境的要求，而保护的成果却主要被发达地区无偿享用。近年来的南水北调、森林禁伐、西部地区退耕还林，最直接的受益者还是发达地区。环保上的区域不公平是明显的，“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没有得到落实。再次是阶层不公平。通过农产品的剪刀差和工人的低工资积累起巨大的国有资产，已通过各种途径流失，形成了中国社会越来越大的贫富两极分化。从环境上看，富裕人群的人均资源消耗量大、人均排放的污染物多，贫困人群往往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直接受害者。富裕人群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享受医疗保健，以补偿环境污染给生活质量带来的损害；贫困人群却没有能力选择生活环境，更无力应对因污染而带来的健康损害。
潘岳指出：在政治层面，“环境无国界”是与“人权高于主权”同时出现的重要的国际政治概念。西方某些战略家认为，一国内部的环境问题可能对地区乃至世界安全构成威胁，为此，鼓吹建立对其它国家内部环境问题的国际干预机制。西方国家无论什么党派，都已将环境问题纳入其外交、贸易乃至军事政策，形成了新的意识形态体系。可以预见，未来生态工业文明领先的国家，将主导世界的格局。谁完成了由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工业文明的转型，谁就将取得道义、经济、技术和文化上的全面优势。谁的环境问题日趋恶化，谁就在国际关系上日趋被动。在贸易层面，近年来，对外贸易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但国际绿色消费市场的逐步形成，以及一些发达国家运用WTO规则提高涉及环境的技术标准对我国的农产品、食品、印染、服装等行业的出口已造成重大影响。仅欧盟对机电和家具产品提高的环境门槛，就影响我国每年贸易额约130亿美元。从国内安全角度讲，由于长期不合理的资源开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我国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我国已经是世界上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国外科学家宣称，如果中国不迅速转变生产与生活方式，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毁，将可能出现在中国。环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危机是短暂的，往往影响于一时，而生态危机则是长期的，一旦形成大范围不可逆转的破坏，民族生存就会受到根本威胁。而环境不安全的根子，在于我们继续沿袭西方传统工业文明的价值取向、发展路径和生活方式。这不仅对资源和环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也加剧了社会失衡与国家稳定。解决以上问题，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涉及到体制、机制、法制的一系列改革，涉及到领导人观念的改变，涉及到干部考核的综合指标与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建立，以及文化价值理念的重建。
潘岳最后谈到精神文化问题，称：世界许多文明古国，随着国力的强盛而强盛，随着国力的衰弱而灭亡。惟有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同根同种同文生存发展到今天。中华民族靠的是一套完善的伦理体系——不管是谁在军事上征服了中国，都在文化与伦理体系上被中国同化。但1840年之后，中国被依靠殖民掠夺起家的西方新老工业强国打败，国人几乎丧失了民族自信心，认为国家贫弱是由于文化落后。这种从这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做法，必然带来另一种负面效应。“惟坚守祖宗成法”不对，“惟政治决定论”不对，“惟单纯经济增长论”也不对。中国几千年来靠文化精神立国。延续中华几千年的是一套充满政治智慧的文化伦理体系。而这套伦理体系的内核便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儒家提出“天人合一”，中国道家提出“道法自然”，中国历朝历代，皆有对环境保护的明确法规与禁令。四千年前的夏朝，就规定春天不准砍伐树木，夏天不准捕鱼，不准捕杀幼兽和获取鸟蛋。中国的政治制度中一直体现着生态平衡的原理，中华传统文化从来关注着生命的安全和文明的延续。以此精神为基础，中国传统的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医学养生、棋艺茶道，无不展现着人与自然的亲合关系，无不表现着深刻睿智的生态文明，无不浸润着天地人文的和谐美感。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与当今世界方兴未艾的环境文化惊人地吻合。二十世纪以来，世界环保主义对传统工业文明的高增长、高消费、高消耗的发展方式进行了有力的挑战。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确认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共同构成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短短几十年的时间，环境文化已演化为世界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它迅速超越国家民族以及政党学派的差异，成为人类和平发展的共同选择。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冲突比任何时代都更加剧烈和深入，中国文化自身也到了一个必须重新获取生命力的转折点上。中华民族的统一以文化的统一为基础。文化的混乱必导致心灵的混乱，心灵的混乱必造成社会的动荡。中国传统文化兼具独立性与融通性，对内聚合社会，对外吸纳文明。中华文明的复兴，不是指机械地恢复到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儒、释、道、法的文化传统，不是固步自封，不是排斥外来文化，而是指中华传统文化与世界生态工业文明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