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环球笔记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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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企业的盛衰兴亡，是云诡波谲的市场竞争中的正常现象，除了利益攸关的股民，其他人不必给予过多关注。但顾雏军和科龙不一样，他们曾经是一起全国瞩目的公共事件的主角：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发表一篇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称，顾雏军在并购科龙、美菱等企业时，采用“安营扎寨”、“趁虚而入”等七种手段，只花了区区9亿元，就鲸吞了136亿元总值的企业。由此引爆了意义深远的“郎顾之争”。
犹记得当争论达到高潮时，主流经济学家曾排出“豪华阵容”对顾雏军表示支持。2004年10月21日，他们在北京华侨大厦二层举行了“科龙二十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研讨会上，大家一致同意的核心文件是《科龙二十年发展经验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根据这份文件，顾雏军的并购行为是和“中国企业改革路径”完全一致的，换言之就是顾雏军的所作所为代表了“中国企业改革路径”。如果顾雏军是对的，则“中国企业改革路径”就是对的，如果顾雏军是错的，则“中国企业改革路径”也就错了。
报告的执笔人张文魁在接受采访时甚至说：“把科龙二十年发展经验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将使科龙这个个案充满寓意。”真是现世现报，距离此言时隔不到一年，事态的发展已经使当年的争论有了一个“充满寓意”的结论：郎咸平是对的，顾雏军是错的！那么，那些当初铁嘴铜牙力挺顾雏军的经济学家在哪里呢？他们在沉默。要求采访的记者得到的回答不是“不想谈”，就是“不想就此事发表具体评论”，要不就干脆“玩失踪”了。
在我看来，无论是从道义上讲，还是从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需要上讲，这些经济学家都不应该沉默。因为正是他们大包大揽地把顾雏军的收购行为和“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们有义务出来澄清：究竟顾雏军错了？还是“中国企业改革路径”错了？抑或是他们自己错了，也就是说顾雏军和“中国企业改革路径”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但不管结论是什么，他们都没有权利佯装没有这么回事。
记得当时也是力挺顾雏军的张维迎教授说过一句很有力的话：“我不与可耻的人争论！”今天在水落石出之后，我们倒是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一下什么是可耻——其实，错了并不可耻，但面对错误和公众的质疑保持沉默，却不仅仅是可耻的，而且也是懦弱的。
（郭松民）
多多：我主张“借诗还魂”
诗人多多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我主张“借诗还魂”。
多多说：诗歌是一种传承的历史。对我而言，这种传承纵向的就是中国古诗，横向的则是西方现代诗。早在1968年，我就写过三十几首古诗词。再早一点，1967年，我就看了袁枚的《随园诗话》。其它的像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以及李杜等等，全都读过。我个人非常喜欢辛弃疾的诗词，我喜欢他的豪情。还有姜夔，我从他那里学到了意象。这种古典文化，说修养也好，说营养也好，总之都是前期准备。对诗人来说，许多前期准备都是不自觉的，那会儿看这些压根就没想到自己以后会写诗。但是这种影响是致命的，因为汉语的精髓就在这里。汉语最精妙、最具尊严的部分都在这里。中国古诗词无疑是人类诗歌的一大高峰。另一大高峰是西方现代诗歌。这两大高峰合在一起，成为我的两大压力。所以，我一开始就活在问题之中。现在也活在问题之中，以后也必将在问题中死去。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继承传统，多多说：我们当然要学习传统、继承传统，但不是细枝末节的纠缠和外在皮毛的模仿，而是在本质上去接近传统的灵魂。我主张“借诗还魂”。 灵魂作为一个精神领域的问题，要谈论它，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你是否承认有灵魂。我是承认有灵魂的。而且，灵魂是一个诗人最终的归宿、诗歌最后的目的。比写作更重要的是塑造自我。古人说，“半日打坐，半日读书”，而没有说“半日读书，半日写诗”，这就说明“修炼”对于生命的意义非同寻常。现在大部分诗人是“半日电脑，半日书籍”，这说明我们的生活形式发生了变化，但是不管怎样，起码要“静思”。无论你是古人还是今人，这种内心的品质都会超越时间与历史。这就是一个人的灵魂。
（许灵）
帝王戏的误区
学者严前海日前撰文分析帝王戏的误区，他说：《汉武大帝》是帝王戏停歇一段后再掀巨浪的一部电视剧。它的出现与热播，引发了不少争议。在导演胡玫这边，她认为汉武大帝就是英雄，是个伟大历史人物，因此值得用镜像大写特写，这是以她为首的一批制作人所想传达的信息，也是他们制作此部电视剧的目的；而在另一边，比如王蒙等人，则是忧心忡忡，认为一是对青少年影响不好，皇帝的做派令他们兴奋，令他们有模仿的冲动、欲望，二是如果皇帝真的那么伟大，为什么还要民主革命？如何向后代人解释革命的必然性？他们主张在电视剧上也“扫皇（与“黄”谐音）”。
帝王戏中明显存在一些误区，不仅在客观的历史上，而且在帝王镜像的历史中，总是出现帝王精神对民族精神的僭越。没有一个帝王戏的导演敢说帝王精神（特别是三大盛世的帝王）是民族精神，但是从镜像所表达的效果上看，它们并没有在这两者之间以镜语的功能得以划分，当“我大汉王朝……”“我大唐王朝……”“我大清王朝……”的声音在银屏上如雷贯耳之时，帝王的精神僭越了民族的精神。因为帝王精神此时代表了社稷的精神，而社稷的精神是很容易被简单地与民族精神划上等号的。在历史的长河中，民族精神一次又一次被帝王精神僭越，而沦落、而悲怆、而无所作为，如宋灭如明亡，原因大都由此。镜像不能在此做出清晰的区别，实在是镜像的悲哀与失责。我们当然不能说电视剧是有意进行僭越，不过客观效果却是如此。再者，从时间上看，任何一个皇帝，他的生命期不可能与民族的生命期相提并论，民族精神是恒固的，而帝王精神是短暂的；从代表上看，假如精神强大的汉武帝是民族精神的代言人，那么哀帝、更始帝这些贫弱至极的西汉皇帝呢？从构成上看，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其缺陷，但是一般而言的民族精神，强调的却是它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积极的那一面，而作为具体的帝王，不可能有如此的抽象性与积极性。强大的帝王形象容易给我们一个幻觉，以为国家的强大与帝王的强大是同义的，历史的解读方法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那就是现代国家的强大是全民的强大而不是单个人的伟大。镜像的特性就是它的象征意味，即，当它长久地对准某个个人时，这个个人便会在受众心目中得到认可，从而受众会渐渐产生对他的认同。当镜头对准励精图治的皇帝，表现出他的振奋、苦恼、欣喜，受众的情绪便会与之同步，与人物一同经历梦幻般的精神旅程。终于，社稷在这个皇帝的手中强大了，受众对帝王的认同终于沉淀下来，为此，他们的心理也相应得到了满足。如此一来，受众认识很可能出现一个现代性的错误，或者说，他们落入了一个陷阱之中：只要有一个伟大的皇帝，社稷的兴旺发达就有了保证。这是一个现代性的错误，在中国古代社会，社稷的兴旺的确与一个皇帝的是否伟大密切相关，但如果我们继续在受众意识中根植这样的观念，却是相当可怕的。谁也不能否认，今天，中国要真正强大起来，只能是全民的强大，是各行各业的强大，是人才的辈出，是人才的绽放。镜像在表达帝王精神时，让所有的其他人不仅在形体上、更在精神上都匍匐在帝王身影之下，是一种严重的误导。
（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