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罗马史的读法
作者：张志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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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作者的感觉与表达，有时可以精细到这样的程度，请看他对西塞罗的这段描述：
“在罗马共和时代和帝国初期的作家中，咱们暂时抛开‘家国之变’所导致的外在力量对个人命运的无奈摆布不说，那么关于大名鼎鼎的西塞罗，我非常赞同公论之所持，除了他的学问渊博以外，他的灵魂并不高尚；他是一个好公民，天性随和，一个爱开玩笑的大胖子。但是，说实在的，他这个人过于贪图享受，而且有野心、爱慕虚荣。他竟然敢把他的诗公之于众，这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的，虽然诗写得笨拙算不上是一个伟大的缺陷，但他居然会如此缺乏判断力，并且对这些笨拙诗篇给他的英名会造成多么大的损害，一无觉察。当然，至于他的辩才，那是举世无双的，相信以后再不会再有什么人可以与他匹敌了，他关于瞎子和聋子的著名律师辩护词还有谁能去加以重复呢？”
再如：“罗马人有一种值得称许和慷慨大方的风俗，他们可以同自己的死敌进行殊死的战斗，但在谈论这些敌人的时候则是有根有据、十分公正的，就像是在谈论他们自己的美德那样。晚期的希腊人大多用（修辞术和辩论术）这门伟大的艺术来进行有关私德的辩论，甚至连最伟大的德摹斯提尼也不例外；罗马人则把内容更换为公共德性。比如他们在谈论他们最有挑战性的敌人汉尼拔的时候，无非是说：‘他一日不死，罗马一日不得安宁’。”
“想想修昔底德作品中大名鼎鼎的演说词，其中所暗含的狡诈和谋算是多么地令人心惊胆战；而在利维的作品中，当西皮奥由于人们很难理解的原因遭到放逐的时候，他惟一说的话就是‘沉默’。”
修辞学意义上的文字，或文字意义上的修辞学，早已被今天的叫卖写作败坏了名声。所以，要让古典史学文字隐藏的闪电复活照见历史的踪迹，没有一颗能从市场退守的心灵，并让它张开属于心灵的耳朵和眼睛，要想读得鲜活，怕是很难。
或者，根本无须这么复杂，文字本身就是一种“古老信守的虎符”，有的人一碰上就能兑现相识千年的“承诺”。
两种情形都有的吧。
这也是我惊讶于作者年轻的心何其古老的一个迷思。
如果历史真的如吉本所概括“无非是记载着人类的不幸、愚蠢和罪恶”，那么，柏拉图的要求就是正当的。柏拉图就对那些希望考察别人心灵的人说过，“必须具备三种素质：智慧、善良和勇气”。
我想也是。作为读者，如果我们怀着仇怨、怀着嫉妒、怀着野心，或者怀着虚荣，甚至怀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谋求“治人”之术者，可以统称之为“来者不善”。其结果自然会“各取所需”以营私，“智慧勇气”愈高，“适得其反”愈甚。用苏格拉底的话说，“灵魂转向”不对。
例如，“罗马历史乃集合好战一面与稳重一面为完善一体，这就像是雅努斯的双面像一般；心情动荡，则极容易将罗马史读得气血翻涌，杀气十足，这样就恰恰错解了全部的这个民族的历史。”
具体地说，我们就会忽略罗马为人类贡献的“伟大的公民”和“伟大的政治家”，尤其是“伟大的政治体制”：“罗马混合政体是作为这么一种努力而出现的，即，努力满足民众对自由的渴望，同时也为政治家的智慧和德性保留充分的地位。”
当然，“智慧勇气”高到一定程度，也会“正本清源”地还美德于历史，即便它如罗马史一样“记载着人类的不幸、愚蠢和罪恶”。可惜，这已是真正的史家哲人之所为。“历史学家，尤其是古代的历史学家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是美德的朋友”。
是啊，没有“美德”，如何鉴别“人类的不幸、愚蠢和罪恶”并将此“鉴别”传之后世地“记载”？
而政治家，相信“结果好一切都好”，他只要达到目的的现得，目的达到了，谁还去问你达到目的的“手段干净不干净”呢。
“知识——真理（德性）——力量” / “知识——力量——真理（德性）”
前者是古代的公式（就总的倾向而言），尤其是史家哲人的公式。
后者是现代的公式，尤其是政治家的公式。
如何读罗马史？
凡是在作者那里“致学者”的“正文”，我总是读成“如何”了——使“如何读罗马史”成为一个问题，不像“缘起”中的陈述，你可以把它当成“如此这般”或“如此那般”的直观。
前面“致读者”是对作为正文的“致学者”的“缘起”。这里的“读者”和“学者”恐怕都有双关性，既是“身份”，又是“事情”本身。不管何种身份的人，拿起书就是读者，“读”就是面对书中的事实，这里就是面对历史事实，面对罗马史，然后才有“问”，“学者”不过是“问者”而已。
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作者，其实也是“读者”、“学者”。他并没有著史，因而应该一直在“读者”、“学者”中才是；因而大家都在罗马史的“读”、“学”、“问”中。这是自明的。
因而我们不能像瞎眼的俄狄浦斯那样说“这女孩儿的眼睛为我看路”。罗马史的路，终得亲自去探寻一遍才妥。
然后有“问”。“问”什么呢？或许也在“无端推论”中。
在进入“无端推论1、2、3”之前，我想先设置一个“零度无端推论”。
表面上，“罗马史”同我——中国读者或学者——仅仅是一种非常外在的关系，几乎两不搭界。
但是，“罗马帝国”一旦变成了“英帝国”，情况就变得同中国近代史密切相关，而今它又变成“美帝国”即“新罗马帝国”，情况又变到与每一个活着的中国人生死攸关的切肤境地。
谓予不信，请集中听听下面的话：
雅典立法者梭伦说：
“公民们，我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常常因为我们的祖先曾经无情地毁灭了特洛伊古城而感到羞愧，我也知道，你们中还有些人的内心还生活在荷马的阴影之下，认为在特洛伊战争中，希腊人过分地表达了人的力量，是对神的蔑视，因而担心神的惩罚，这样的担心大可不必；作为你们的领导人，我本人游历了目前正在世界上存在着的所有文明，我也对已经消失的文明进行过仔细的考察。对于目前还活在这个世界的各个文明，我不能确定哪个更古老，埃及人、波斯人、腓尼基人以及我们希腊人事实上都可以平等地宣布自己是神的后代；但是在所有这些文明不间断的兴起衰落中，我发现一个不变的法则：一个文明之所以能够成长壮大，是因为在这个文明内部孕育着强烈的帝国理想和征服欲望；而这些理想和欲望一旦消失，则整个文明必将干枯、死亡。要么征服，要么被征服，这是所有文明的生存法则。文明和自由并不是自我证成的，在人类事务中，能够自我证明的东西只有征服。我个人已经享尽天年和荣誉，死亡离我越来越近，我也更加直接地走向诸神，我越来越明确地感觉到，文明和自由只有通过征服和被征服的过程才能论证自己、认识自己，这是神为人类规定的法则；我们希腊人是世界各民族中最热爱自由的人，我们对自己的文明的骄傲也超越了所有民族，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祖先才遵循神的指引勇敢地拿起武器，击败了强大的赫克托。一个帝国的诞生首先意味着要在混沌不清的人群中，清楚地划分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划分出敌人和朋友；对于被征服者来说，遭受奴役是一个痛苦的经历，但是好人不应当反抗一个合格的征服者(拍案：真好人！)；对于征服者来说，建立并维系一个帝国，这个经历将更加痛苦。帝国本身蕴藏着死亡的种子，在人世间，没有一个帝国可以永恒。我们的祖先将特洛伊人的城墙夷为平地，在将来的某一天，同样的命运也会降临到雅典头上。永恒这个词属于神，而不属于人。所以，终究要灭亡的命运并不能妨碍人凭借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的文明推向伟大。因此，一个政治家如果他能做到两件事情，就算是伟大：1，想想自己的祖先；2，想想自己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