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罗马史的读法
作者：张志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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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的西方哲学史思想史主流，或明或暗地都在为西方历史或政治对“现时性”的僭越以至僭越到让非西方文明丧失意志力的“普世性”地步提供“招安精神的文化殖民”。
但是，苍天有眼，崩溃来自西方内部。
自柏拉图以来，凡提供的为奠基普世性的“一”或“本体”，没有不被后来者砍下“头颅”的，以至呈现出“形而上学是堆满头盖骨的战场”之黑格尔式惊叹。
宗教领域也不例外，所谓宗教，乃真神隐、诸神显的世俗形式。凡想自尊为“一神”（如三大“一神教”）的“诸神”有一个共同的“诸神性”：“特选”与“忌邪”。“特选”就是优选，确立“我属子民”；“忌邪”就是排他，确立“异邦敌人”。我们已经看到，从古代希腊人梭伦到现代德国人（自称“罗马人”）施米特，无一不把“确定敌人，准备战争”当作“政治成熟”的标志。原来他们都是属“诸神”的，即属相争“一神”的“诸神”的。难怪，从“诸神”时代一直血战到今天，便是“诸神”之理，但非真神之所属也。说白了，“诸神”不过是“民族的守护神”。即便其中有非民族的“神言”，在民族、国家中也只能做“与我同在”的祈祷与理会。显即隐了。
这就是西方历史或西方思想史。我们不能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面前，跟着黑格尔、马克思犯他们意识到但没能避免没能克服的错误：“在假象本质的批判中承认假象本质。”（这是上述“意识形态”两个规定的另一种表达。）换句话说，他们把特殊的说成是普遍的、把普遍的说成是权力的，我们一面揭示普遍背后的特殊性，一面又因其智力与强力的形式化而把特殊性当作最完好的榜样来顶礼膜拜。这样的结果会怎样呢？波利比乌斯在向我们招手哩。黑格尔对波利比乌斯评价的那段话，应该成为默认命运的“好人——明智”的写照吗？
多么触目惊心的“明智”啊！
是的，西方历史或政治一直在说，我就是“现时性”中的“上帝”——“顺我则昌，逆我则亡”——奈何！如罗马或新罗马。
如果仅仅是这样，那只能是西方强加给人类的“丛林原则”，让历史或政治陷入“丛林”中不能自拔。从而迫使世界只好——在战场上见！
但是，这个“战场”不会是罗马人规定的战场，“重装步兵兵阵”也好，“陆海空立体战争”也好，那是按“你”的优势规定的战争。
战争还有“我”的打法：“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双星子座”的毁灭就是信号。
——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非罗马地区都有“改变了罗马进程”的人物出。还会有的。
这也是历史。
西方古代历史学政治学把“奴隶”（对内统治）、“战争”（对外掠夺）当作“自然性”或“自然正当”，从而排除其后果的“苦难”于历史学政治学之外。
可以承认“灾难”，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的。若要承认“苦难”，则将不得不追问“奴隶”和“战争”之根源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除了罗马时代基督教的兴起，这种追问特别在西方的“二战”之后、在西方的“奥斯维辛”之后又绝命地兴起，战争的“自然正当”第一次在“人性”的限度内遭到了“苦难”的追问。
六十年刚过去，不要遗忘它，不要以为它们是神学或道德学，与政治学无关。没有它们，以为像罗马时代靠“战争”的文明性（“罗马军团”是当时最文明的体现）推进世界文明，那么今天，是否也要靠更文明的“核战争”把人类推进到“后人类时代”？
我们不是神，不要用奥林匹克神的静穆或像本雅明质疑的“天国风暴”那样对待人类堆积如山的苦难：为了“进步”而对苦难无动于衷。何况，惩罚人类罪恶的神对人类的苦难尚且有救赎之心，人类自己永远不要说，这样的战争仍然是文明自身的自然进程，而推诿苦难的责任或冷漠苦难的意义。
如果人类不能追问“战争”及其“苦难”本身，人类的智慧只配停留在“丛林”中。
最后，我想用《“知其白守其黑”——“主从伦理”之政治秩序掩盖了什么？》的结尾作为这里的结束语：
我是信神的人，而且笃信到“诸神”之上，为了神的不再逃离，即不在“教堂”里祈祷“与我同在”的信仰中逃离。
西方总想大到一个“最”字——“最高存在者”如“上帝”、“本体”，为求“主宰”；
东方则讲究的是“大象无形”地“大而化之”，“无形者形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君”者“道法自然”也。
这个世界上，在“是什么——最高存在者”的技术逻辑之外，还有“出神入化、深不可测”的那个洞玄幽暗之地——它不“是”而唯“在”。
当然，没有力量总是不行的。
问题在于，有了力量，是用在“伯”字上，还是用在“化”字上？两种人生境界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个人做到并不难。
一个民族，在今天，要能强而制强地跨过“伯”字而入“化”境，怕就难了。
美国做不到，欧洲呢？日本做不到，中国呢？
德性不长，世无宁日。
庆夫不死，鲁难不已。
是以今日喻。
(本文为林国荣著《罗马史随想》序言)
张志扬，学者，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渎神的节日》、《偶在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