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傻瓜的精神谱系
作者：河 西
字体： 【大 中 小】
比尔斯和福克纳所代表的，是白痴哲学的两条路线。一个狂放不羁，一个沉郁悲怆。《魔鬼辞典》体现了比尔斯的风格，具体说来就是愤世嫉俗、插科打诨，先把自己降低到一条狗的位置上去。所谓的《犬儒主义者词汇手册》（此书的原名）在一开始就已将他自己安排在一个卑微的立场上，以犬吠来玩弄那些道貌岸然者。
“白痴”和“傻瓜”这两个词条有种魔力，仿佛是整个“魔鬼辞典”的动力源泉。比尔斯将这两个词的攻击力和讽刺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这样描述白痴：“一个威力强大的庞大种族的一员。白痴族在人类事务中的影响历来是占主导地位，起决定作用的。”与此相近的，傻子也是让人敬畏的力量：“他威力无比，具有各种形状，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似乎整个世界都已沦落于白痴党的悲惨统治之下。比尔斯向世人展示了他的天才，在比尔斯的语境里，一切价值定位的禁锢都从加号变成了减号。破碎的词语如肋骨般突出，这是方言奇字与那奥妙绝伦的宗教的分手之处。就像是作为马尔库塞起义军的先行官，比尔斯用他特有的腔调发泄着革命的冲动。由此出发，《魔鬼辞典》的双重效果在于，它使不可一世的传统信仰患上了软骨症，又为斗士的肌体注入了精神润滑剂。它的不拘一格、滑稽幽默使其后的写作者增长了一种意识，即迫使他们的视野从“物本身”走向“物的游戏法则”上去，迫使他们承认，这个世界其实是一则丑闻。
这种以讥嘲为能事的方法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荷兰哲学家伊拉斯莫的《愚人颂》和卜伽丘的《十日谈》。显然，比尔斯的批判精神和想象的热情与他们一脉相承，只是更为玄学化罢了。《愚人颂》和《十日谈》都是讲述愚人的集大成著作，它们的奇特风格建立在非英雄化叙事的基础之上，它们的玩笑性一方面注重个体的直觉式经验，又带有哲学家的思辩力量，从而与纯粹意义上的胡搅蛮缠拉开了距离。以他们站立的地方为起点，既不架上云梯拔高，使那些丑角得到宽恕和尊崇；也不刻意打入地狱，悲剧化，来换取读者廉价的同情心。从结构上看，每一个平行并置的故事都在使中心消散，后一个故事不是前一个故事在逻辑上的延续，而是一种叠加作用，都在使人们更加深入地思考这个世界的“愚人”本质。
哈谢克的《好兵帅克》响应着古代幽默大师的写作理想，同时，他所宠爱的好兵帅克又是愚人节的产物，其中充满了捉弄人的奇思怪想。借帅克这个大智若愚的勤务兵之手，哈谢克行否定主义之实。所谓“崇仁义，愈致斯伪”（王弼《老子微旨略例》），哈谢克对统治秩序的轻蔑态度表明，他所认同的，是与这种“蠢话连篇”的现实图景所对立的另一种“愚蠢”。帅克被他的同时代人认为是毋庸置疑的“天字第一号笨蛋”，正是这样一位公认的蠢货、白痴，在黑暗中如钻石般熠熠生辉，他的一举一动都像寓言般富有针对性，因为他的基本运作模式就是以抽空代替补给或交换的处事原则。他所肩负的这项工作具体来说除了将他的主人们从独领风骚几十年的岗位上拉下马来，沦落为一个谄媚之徒、一个卑琐之徒、一个受尽帅克的困扰在仕途上出尽洋相的愚人之外别无他物。哈谢克从不沉思、迂回、转折、故作姿态，他的魅力就在于直插心脏的迅疾性和准确性，这有点像花开花谢，以突如其来的快速，仿佛异想天开一般，它们总在一瞬间就抵达了它们所要去的地方，使帅克的每一句话都成为对“愚人”无可辩驳的控告。追随《十日谈》的先例，哈谢克证明人们需要愚人，就像他们需要呼吸、饮食。但白痴帅克的受欢迎，同时又是反《十日谈》的结果，他所要攻击的目标，不再是这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员，而是在社会结构中占据一块醒目之地的那一种群。在帅克的头脑中汇聚了各种用以自卫的思想盔甲，使其得以周旋于神甫、军官、密探和军医之间，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使《好兵帅克》最终构成了一部法典，而被愚弄者无一例外皆是被审判的犯人。套用巴什拉尔的说法，白痴的无意识也是一种深刻的存在，白痴渗入了每一个细节，成为维持小说乃至整个世界运转的心脏和血液。从白痴出发，哈谢克建立起白痴的政治经济学，白痴从一味“调味剂”一变而为一种抵抗力量：呆头呆脑则像是天然的防护服，使他的革命性言辞、对正义坚定不移的捍卫变得不那么张扬，有了密谋的性质。
关于白痴革命党的密谋性质，瑞士戏剧小说家迪伦马特有过一个绝妙的剧本。《罗慕路斯大帝》中那个爱吃鸡蛋、将罗马帝国彻底颠覆的帝国首脑，在迪伦马特描写之下，仿佛是一个打入敌人内部的革命者。他之所以在皇帝的位置上呆着，是因为他想使自己成为帝国的掘墓人。不论是骑兵队队长史普里乌斯·梯图斯·马玛的千里传凶，还是皇后尤莉娅、爱女蕾娅、内务大臣、国防大臣、东罗马皇帝的苦口婆心、晓以利害，都不能使他有一点点的动心。究其原因，罗慕路斯大帝早已蜕变为这个时代的傻瓜英雄（和叶芝的傻瓜英雄可有一比）。在绝望的背景下，帝国的毁灭日益临近，然而，这位密谋者却以白痴的姿态、不近情理的举止回应着群臣的过激情绪。这使一切似乎都在这位末代皇帝的预料和掌握之中，于是，惶然无措就显得多余，或许正如霍克海默所指出的：“反抗的因素内在于最超然的艺术中。”（《现代艺术和大众文化》）
迪伦马特彻底走向了这个故事原型的反面，他所要表达的，是冠于剧本之前十八世纪德国启蒙运动时期重要诗人和艺术史家利希滕贝格的一段话，诙谐思想的基础——把真实的各种微小偏离现象看作真实本身。这种以“微小偏离”，换一种说法是以“戏仿的严肃性”（陈东东语）为特征的真实法则，尽管只是细微的差异，却仍像是历史之外的另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外在的豪华装饰和固有的偏见早已荡然无存，历史的真实性显现为“谎言的揭穿”，健康而欢乐的记忆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不可阻碍的倾斜与坍塌。
迪伦马特的喜剧性往往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作者始终相信“越笨越开心”的傻瓜逻辑。事实却是，《罗慕路斯大帝》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平添了一层悲哀的色调，即这样一个哲学命题：历史的进化只不过是傻瓜海洋的涨潮与退潮。
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严格按照“DOGMA95宣言”拍摄的影片《白痴》（又译《越笨越开心》）同样没有遵循“越笨越开心”的心理预设，整部影片都在一件貌似荒诞的的影像外衣下讲述一个让人心碎的故事。在这方面，堂·吉诃德的幽灵总是驱而不散。影片最煽情的部分无疑是当“假扮的白痴们”对白痴的行为方式感到厌倦，终于选择分离的那一刻；他们充满眷恋与不舍的眼神，泪流满面的嘉伦都在诉说一个真理：傻瓜的悲惨命运是人类面具背后的永恒结构。
河西，学者，现居上海，曾在本刊发表随笔《园林乌托邦》、《恶之平庸、现代性与经验伦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