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他们的叙述
作者：陈映芳
字体： 【大 中 小】
在这些文本中我们还能读到另一种全然不同于上述第二种文本的棚户区：在叙述者们对“我的底层”的记忆中，棚户区的居民不仅对国家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和忠诚，那里的人们还恪守着传统的道德信条，淳朴善良而又疾恶如仇，邻里间洋溢着浓浓的亲情，社区有“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安全……
在这样一种叙述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叙述者对底层的天然情感，以及试图改变底层被表述、被扭曲的命运的尝试。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叙述者与实际的底层之间存在的或多或少的距离。这种距离既存在于他们主观上的“底层认同”与他们实际生活中“非底层的社会地位”之间，也存在于历史想象与现实之间。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是：叙述者对今天现实中的棚户区和底层人表现出了深深的隔膜和失望。
第四种文本： 共同建构“他们的叙述”
底层的表达如何可能？有的学者倡导将教育送入民间，培植下层民众的叙述能力。也有的学者身体力行，致力于民间叙述的记录。还有不少史学工作者致力于以口述史的形式将民间的记忆传递到公共话语空间和知识领域，就像汤普逊所认为的那样，“口述史正是用人民自己的语言把历史交还给了人民。它在展现过去的同时，也帮助人民自己动手去建构自己的未来。”（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当然，对于执着于“纯粹的”底层话语的人来说，问题依然存在：到底哪些才是底层自己的话语，“底层的真正的思想”是否存在？
“让他们自己叙述”，出于对记录社会的意义理解和自身的研究需要，几年来，我自己曾尝试过让研究对象自述，也曾多次组织学生深入社会，对话、倾听并记录。在着手计划这项对棚户区居民生活史的调查时，“共同建构”已经成为我对这类调查的方法上的一种自觉。在我看来，“他们的叙述”的“纯粹性”，应该被视为一种目标追求，但不是这项工作的性质要求。仅从形式上讲，至少有三部分人会共同参与这一个文本的建构：①作为调查策划者、组织者和成果编辑者的本人（以及协助我工作的研究生），②作为访问员、记录者的学生，③作为叙述人的受访者。这样的共同参与，是这一类调查、叙述得以实施的前提条件。在这种前提下，对“他们的叙述”的“纯粹性”的追求，不应表现为对共同参与这一事实的淡化，或对其意义的否定，而恰恰需要对这种共同建构性质的明了，在此基础上致力于对叙述者话语空间和叙述内容的尽可能的尊重和保留。
毋庸讳言，从调查计划和访谈提纲的确立、到这本实录的最后定稿，“我们的”的意图和视角贯穿始终。此外，学生们会以他们的方式展开调查，有的是我担心的（他们对调查宗旨的可能的理解偏差，对棚户区居民生活史的挖掘、理解的能力，以及实际的对话可能），也有的是我希冀的（很多情况下，访问员的话语权与受访者的话语空间是成反比的，学生访问员可能听到大学研究者无法听到的叙述）。但无论如何，我们希望能给予受访者尽可能多的、自由的叙述空间，并在记录、编辑的过程中自觉地减少“他们的叙述”被扭曲的可能。
三、他们的记忆和生活
历史与现实的经纬之中
棚户区居民的生活，应该不缺少丰富的内容，他们中很多人是早年从农村逃难来到上海谋生的老一代移民，有过扛码头、拉黄包车、当童工、在日资纱厂做包身工、在荒地里搭棚栖身、为地下党送情报等等的经历，1949年后又多成为正式的工厂职工，是响当当的“上海工人”，他们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出过大力，有的曾当过劳模，有的还经历了六十年代的支援新疆、支援内地“三线”建设……他们原是上海滩苦难历史的亲历者，也是这个大都市风云沧桑的见证人。但是如今，在他们这里，在不少受访者的记忆中，这些似乎只剩下了轮廓模糊的线条，缺少我们期待的细节，也缺少我们想象的激情。
当然有访问员与受访者之间互动的问题，也有叙述者记忆力或表述能力的问题。但是，细听他们的讲述，我们不难发现，这里面有着讲述者的某种选择。作为他们自己的生活史的共同建构者，他们的参与并不是完全被动的。面对我们的访问员，他们会有疑问：“为什么要讲？”“讲什么？”“跟你们讲又有什么用？！”
是的，他们需要为自己的叙述行为和叙述内容赋予意义。而这些，恰恰是我们难能设计和达到的。
人们的记忆和叙述，不可避免地会被镶嵌在由历史和现实交织成的意义世界里。我们曾经听到过老工人老贫农们声泪俱下、细节详尽的“诉苦”、“忆苦思甜”，也曾经听过先进模范人物的“事迹报告”，还有“文革”受迫害者的血泪控诉，今天我们更可以看到各种虚虚实实的个人传记和家族史。我们都不难为每一种倾诉行为找到其个人动机与时代的/社会的因素之间的联系，也很容易为他们的叙述内容找到相应的历史的/现实的意义。而在我们所作的这一类对社会下层居民生活史的调查（深度采访）中，叙述者同样需要为自己的叙述寻找意义。即使我们可以成功地取得他们的理解，即他们愿意配合我们，为社会、也会他们自己的所属群体留下一份文化资料，可是，他们还需要面对他们自己的生活。
在叙述中，他们常常会说：“不说了，说这些有什么意思？！”“你们不懂的，说了你们也不理解……”难道不是吗？他们当初逃难来沪的果敢、艰辛，在上海立住脚的不易，在旧上海受的苦，后来被视作“国家主人”的骄傲，为国家、集体作的贡献，在政治运动中付出的热情，为哺养子女吃的千辛万苦（他们一般都是多子女），他们节衣缩食存款借债在棚户区搭的棚、造的屋……所有这些，在工人重又跌入下层、贫穷被视作为耻的今天，还能有多少意义？他们凭什么、又如何能够去细细地回味、热情地叙述？
人们的记忆和记忆叙述，是主观过滤的结果，也是个人与时代、与社会对话的产物。在这里，“他们的叙述”作为这个社区中这个群体的生活史记忆和生活现状描述，较之于他们对生活事实的复原程度，其客观性、真实性更存在于他们与他们所处的社会/时代的关系之中。
他们身处的现实情景
在叙述中，棚户区的老人们常常提到他们今天享受到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险，他们有知足的一面，对政府和共产党怀有一定的感恩之心。但是，听他们回忆过去的生活，我们印象最深的，恐怕还是那一个“苦”字——在农村没法活下去的苦，来上海做苦工的苦，工厂里三班倒的苦，车间里潮湿闷热的苦，家里住破阁楼的苦，孩子下乡插队的苦……“那时候苦啊”， “苦透苦透！”
与记忆中的辛酸同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他们目前的困厄现状。
（1）中年一代的下岗，是棚户区绝大部分家庭遭遇的生活困境。这里的老一代居民基本上都是原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的工人。而他们的子女，无论是直接分配工作的还是下乡后回城的，职业的继承率极高（不少人是通过顶替父母进入工厂的）。在九十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他们首当其冲，很多人失去了原来的工作。如今，下岗的中年人或者自寻出路找活干，或者就干脆吃低保、吃父母的退休金。这种状况是许多棚户区居民感到生活无望的最直接的原因。
（2）外来人员的大量进入构成了棚户区居民现实烦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八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棚户区中一些有能力在外面购房的居民走了。他们的搬迁给留在那里的居民带来的影响是双重的：在分化中感到的失落（“我们买不起房，走不掉啊”），还有新的外来者的进入（搬走的居民往往将房子出租给外地来沪人员）。如今，上海的棚户区里，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员的比率普遍在一比一左右。新的外来者给老住户们造成了很大的不适，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秩序、自己的社区环境被打乱了，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这里有许多城市人并不了解的苦恼：虽然许多城市居民也在对“外地人”表示排斥或同情，但大部分城市人其实生活在与外来者相对隔离的“安全”区域，可棚户区居民无法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