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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叙述
作者：陈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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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听他们叙述：初衷与方法
“棚户区”，在近代以来的上海历史中，一直是规模庞大、形态独特的城市贫民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这里居住的主要是五十年代中期以前自全国各地迁徙来沪的下层移民，也有小部分是原来即居住于此的“本地人”和五十年代中期以后零星搬入的居民。
这几年来，因为教学和社会调研活动的需要，我曾一次次到棚户区，听居民讲他们的生活，隐隐然就有了想把他们的叙述内容记录下来的冲动。但我深知此事的不易：采集这样一个群体的生活记忆，为何又何为？让他们讲什么、怎么让他们讲、能听到什么……在在都可能成为问题，都需要认真的考虑和准备。
可是形势不等人。“城市更新”的势头迅猛异常，有关上海内城的棚户区将在2005年前全部消失的传闻迫使我们尽快行动——在这类社区消逝之前，我们必须有所作为。首先只为了记录下我们还能看到、听到的，有关这些社区普通居民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过去和现在。2003年秋，我和我的几位研究生一起，动员、培训了社会学系近百名本科生和研究生，组织他们来到董家湾和元和弄（均为假名），展开了为期近一个月的棚户区居民生活史调查。
在调查对象的选择上，我们着重考虑了社区形态及其对象群体的典型特征。这两个社区被我们选择为调查点，一是因为它们地处上海市棚户区最集中的苏州河北的闸北区和普陀区。同时还因为在我们调查当时，这两个社区还保留有较完整的整体规模。在所在社区居委会干部的热忱配合和帮助下，调查组在两个调查点以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了近百户访问对象。随后，同学们进入到居民家中，对受访居民作了访问式调查。
怎么问？如何记录？这些曾是我思索再三的问题。想做的与能做的，需有一个大致的平衡。作为访员，我们的学生与棚户区居民有着太多的隔阂，包括社会文化的、时代历史的，还有个人生命周期体验的等等。而面对受访者，我们还必须恪守基本的调查伦理，居高临下的访贫问苦或刨根究底的隐私窥探都有违这项调查的本意，也与社会学教学实践的宗旨不符。最后，我们确定了结构式访谈的基本方案，要求访问员参照访谈提纲，结合具体情景，以聊天对谈的方式提问并倾听。为了尽可能减少访问员对受访者叙述内容的主观选择，我们给每位访问员配备了录音器材，要求他们在征得受访者同意的情况下留下录音记录，随后依据声音资料整理出原始的对话内容，并记述下在访问现场的所见所感。
现在大家看到的，即是我们整理后的叙述记录稿，除了按叙述内容稍作调整外，为了尽可能避免对受访者个人隐私的暴露，我们隐去了调查点、受访者住址以及受访者及其家属的真实姓名，并酌情遮蔽了一些个人相关信息。这儿的“棚户区居民”，主要是目前居住在棚户区、具有本市户籍的老居民，没有包括1980年代以后入住其中的外来人员及其家属。
二、“第四种文本”的建构
有关棚户区居民的生活样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描述。除了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者的一些经验实证研究的成果外，我们还可以从既往的各种文字和图像中搜寻出有关棚户区的记录来，这些记录在各个时期、以各种方式向我们描述了棚户区居民的生活情景。
第一种文本：棚户区改造与穷人翻身
首先要提到1949年以来由党政传媒机构及其各种宣传渠道传递给社会的棚户区居民的生活故事。这类故事的内容大致涉及旧上海棚户区悲惨万状的环境及生活，以及五十年代开始的新政府的棚户区改造、工人新村建设，一直到八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的城市大改造、棚户区居民“喜迁新居”。
棚户区的改造和棚户区居民的生活改善，自1949年至今，一直是城市新闻传媒中主题报道的重要内容之一。这类报道无疑是为政权合法性和政策正当性提供明证的有效方式。在这一种文本被建构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主动抑或被动地，生活者自身也参与了故事的叙述。像上海市五十年代的东新村改造、肇家浜水上棚户区改造、“两万户工程”、曹阳新村规划，六十年代的蕃瓜弄改造，八十年代的药水弄改造，直到九十年代的“365工程”、 “两湾一村”动迁工程等等，几乎在所有的相关报道中，我们都可以听到棚户区居民怀着激动、感恩的心情讲述的今昔对比的生活故事。我们不清楚这样一些被传递到公众社会的叙述具体是如何被安排、被编辑的，却可以看到，让缺乏公共话语权力与能力的人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这对于政治是多么重要。在这样一种文本的话语框架中，他们的叙述是被规定了的意义的注脚。
第二种文本：作为城市之耻的“下只角”
与前一种文本同时存在的，是一般社会的棚户区相——作为城市之耻、上海之羞的特殊的城市贫民区。这类文本在非棚户区的市民中口口相传，在各种类型的上海故事中也若隐若现。
可以说，旧上海其实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华界、外国租界（法租界和英美共同租界，广义的还包括越界筑路地段和虹口地区日本人居留地等），还有城市周边的棚户区。而在许多人的上海记忆中，棚户区是不属于上海这座城市的。棚户区的居民自己，也会把进城叫作“到上海去”。1949年后，虽然随着行政区划的重组和城市工业区、住宅区的外扩，上海的城市地图和城市概念不断变化，但一般社会的棚户区相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棚户区被侮称为上海的“下只角”（以此相对照的是旧租界高档住宅区和繁华地段的“上只角”）。作为设施落后、拥挤肮脏的贫民住宅区，它是城市羞于示人的角落。
在这同时，棚户区的居民，被社会地、历史地建构为一个特殊的族群。对这个族群的社会性歧视曾长久蔓延于这座城市。棚户区居民几乎成为贫穷、粗鲁、“档次低”等等的同义词。这种歧视甚至超出了一般的阶级/阶层歧视：住宅地段、祖籍地以及家乡口音，成了族群身份的识别标志，这种族群身份多少构成了社会交往及通婚的障碍。
这样一种棚户区相，在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中有直白或隐晦的描述。它既可能是描写旧上海贫困与罪恶的空间元素，也可能是反映现实生活中社会不公或平民艰难的典型题材。当然，在大多数有关“大上海”的文字描述或视觉表象中，棚户区会被当作非城市、非上海的区域而被忽略、被屏蔽。
第三种文本：“我的底层”
九十年代开始，有关“底层”的叙述在中国文化知识界重新复活，近年来更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
在相关的议论中，笔者注意到，区别于一般社会学者所使用的“社会下层”概念，“底层”话题的叙述者们正致力于通过“底层”概念寻回在“阶层”概念中可能纷失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含义。这显示了知识分子试图从“底层”的意义世界中寻找思想资源的努力、甚或也反映了一些知识分子对社会深处革命力量的想象和向往。
与此同时，“底层的表述”作为一个问题被提了出来（《天涯》杂志2004年第2期和其后的几期专门推出了题为“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的专题）。如何接近、了解真实的底层世界？人们开始探讨其途径的可能。但是，一方面，人们意识到了“在现代社会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底层’始终是一个被言说的他者”，底层难于摆脱被表述的命运。因为在知识分子看来，底层既没有表达的能力和权力，也缺乏自主性的话语和清晰的思想。可另一方面，不少讨论者依然坚持“底层的表述”或“表述底层”的必需和可能。
带着价值的关怀和实际困惑，一些学者开始了他们自己的叙述，以底层社会一员的身份、或以底层生活曾经的亲历者的身份。在这样一些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别于上述第一种文本的棚户区：那里没有空泛的政治激情，虽然工人们有对生活的知足和对党的感恩，但叙述者们道破了那所谓的平等其实只是一种幻觉。棚户区居民所以能安于物质艰苦的非城市的生活状况，多少是阶层隔离（城市生活区隔）以及他们习惯于以另一种“底层”——乡村农民为参照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