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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叙述
作者：陈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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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房屋动迁的担忧，是棚户区居民对生活感到不安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九十年代以来的城市更新运动，早已经触及到了棚户区，这两个调查点的居民们也经历了由盼动迁到担心动迁的过程。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接受经济补偿，他们能得到的钱买不起他们需要的住房。而如果接受现房安置，他们就必须离开城区到郊外去生活，那样的话，对中年人来说，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无法找到工作。对老年人来说，则意味着会遇到看病难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是他们的生活能够继续下去的最起码的条件。
面对这一切，受访者们普遍流露出了他们的苦楚与困惑：他们依然有着较明显的与国家一体化的倾向，但是他们感到了不信和不安：我们一直是相信国家的啊，国家不会不管我们的吧，可是现在这个样子，叫我们怎么办？！
四、需要讨论的问题
近几年来，关于社会贫困层的问题，社会学界和其他文化知识界都曾展开了相应的研究和讨论。可以看到，在社会学界的“社会分层状况”研究和“贫困问题”研究中，问题的指向主要在于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的机制，学者们关注的是社会分层制度中的公平原则、社会流动渠道的开放程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等。而在文化知识界的“底层”问题讨论中，问题的触角更多地涉及到了意识形态的层面以及知识分子与社会底层的关系。笔者注意到，除了源于价值维度和学科背景的种种不同外，导致大家关注点不同、话题分叉的，还有对概念的理解及使用的差异。
关于“下层”和“底层”，虽然，不同的概念在不同的学科框架和理论脉络里自有不同的意义，在不同的问题中也有不同的所指，似乎不必细细甄别。事实上，笔者注意到，学者们在介绍国外相关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时，各种翻译文本中也并没有形成较严格的概念对应和区分，如英文的subclass在不同的文本中被译为“底层”和“下层”的都有。但是，我们仍然有必要对概念所指（研究对象）及其含义作必要的推敲和说明。如果说，这两个概念都是指的具体社会中的某个阶级或阶层，那么，我们需要对这个社会的社会分层制度和阶级/阶层结构有相应的了解，据此我们才可能确认这个社会的“下层”或“底层”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它们的背后蕴含着什么样的问题。
所谓社会分层制度，在社会学中通常被区分为奴隶制度、种姓制度、身份制度、阶级制度等几类。这其中，阶级制度与其他各种制度的最大区别，是社会成员自由改变个人社会地位的制度上的可能，即人们不会因为种族、民族、种姓、宗教、父母身份等各种先天的因素而在制度上受到社会流动（水平的横向流动和纵向的社会地位流动）的限制。在非阶级制度的社会（如各种身份制社会），不同的阶级/阶层之间、尤其是底层与非底层之间，个体的自由流动会受到种种制度的限制，而且不同阶层在社会领域（包括职业、交往、婚姻等）和社会文化（包括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方面都会有各种制度屏障来实施隔离。而在阶级制度的社会中，人们具有在阶级/阶层之间自由流动的可能，上层的人可能降入下层，下层的人也可能步入上层。而且不同的阶级/阶层会有文化（包括宗教）的共享，在各种社会流动渠道中（如职业、教育、军队、婚姻、政治团体等各种途径），也不存在身份歧视的制度。当然，即使在阶级制度的社会，社会分层的实际情形也会因不同的阶级文化传统，以及社会流动渠道的实际开放程度等而不同。
这就是说，在不同的社会分层制度下，“下层”、“底层”概念会有不同的意义。举例来说，我们不能拿一般的“社会下层”概念去说明印度的底层社会（尽管印度已经在法律上取消了种姓制），我们也不宜拿“底层”概念去涵盖日本社会中普通的低收入群体（在日本另外存在一些特殊的底层群体，如被视作为贱民的“部落民”群体，还有被称为“在日”的、受到种种制度性歧视的韩国/朝鲜人群体等）。同样，今天中国社会中两极分化的社会分层状况、庞大的贫困群体的存在，既不同于美国社会的阶级/阶层差异，也不同于印度的贫困问题。不仅如此，即使在中国，我们今天的情况也与1949年前的情况、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情况有着性质上的种种不同。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将不同社会/时代的、不同分层制度和阶级/阶层结构中的“下层”或“底层”，视作为普遍的意义相同的存在与问题来看待和分析，那在某些层面上，很可能会遗漏或模糊了真正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较之一般的、相对中性的“下层”概念，我们对“底层”概念的使用应该有更明确的意义界定和问题指向，譬如，由社会分层制度而被隔离的、被规定的“无望的下层”、 “被贱民化的下层”。据此，当我们今天关注中国的“下层”、“底层”问题时，我们的讨论或许需要从中国的“社会下层如何被底层化”的问题开始。这个问题首先涉及到制度性身份歧视、社会关闭（上升流动渠道被堵）的问题。当然，我们还需要追究制度及其理念被空置的问题，这涉及到公共资源配置失衡、社会公平原则和社会保障制度空洞化的问题，以及贫困层陷于无业、无望，生活秩序遭破坏，城市贫民区被边缘化、再度贫民窟化，社会支持/社会管理系统弱化等一系列的具体问题。
值得讨论的问题还有许多，例如如何看待“社会主义记忆”的问题。在国家主义尚没有得到清理的今天，笔者不希望这本书的意义被过度阐释、甚至被曲解。我们可以说中国曾经有过底层的政治翻身和阶层间的相对平等，但那是以另一些阶层沦为政治贱民为前提的，同时社会也没能避免另一种特权等级系统的形成。我们也可以认为我们的城市里（包括贫民区）曾有过安宁和谐的生活秩序，但我们应该知道，那是政府强制推行身份制的结果，那代价是数亿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公民的社会流动权利（包括迁徙的自由和改变社会身份、社会地位的自由）的被剥夺、被限制。
本书中的叙述者——棚户区的老居民群体，很快就将消逝于城市的历史中了，连同他们的社区一起。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将搬到城市的各种老工房或外城区的新建安置房中。他们终于要告别棚户区，告别过去的生活了。但他们的生活还将继续，他们的困厄依然是城市的问题、我们社会的问题。
与此同时，另一批下层新移民正从全国各地的农村进入城市，他们不能自搭棚户——今天的城市不会有无主地或荒地供外来人栖身了。无钱购房的外来务工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们，除了在工地、工厂宿舍或菜市场里搭铺寄宿外，大多租住在棚户区或城乡结合部的廉价住房里。那些地方正在成为新的城市贫民区。他们的存在、他们的生活，已经是城市社会和城市生活的一部分。虽然我们的这项调查并没有将他们纳入其中，但我希望，我们的这一个“他们的叙述”的文本，能有助于大家对另一个“他们”的群体及其生活的了解和理解。
（本文为《棚户区：记忆中的生活史》一书序言，本书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陈映芳，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图像中的孩子——社会学的分析》、《征地与郊区农村的城市化——上海市的调查》等。